《三国演义》与《左传》战争描写比较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三国演义》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战争描写在两部作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本论文将《左传》和《三国演义》放在一个平台上,以两部作品中的一些重要战役为例证,对二者的战争描写进行对比。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手法上很多方面不仅很好的继承了《左传》,而且有很大的发...     

穆旦诗对《野草》中怀疑精神的历史传承

鲁迅和穆旦都生活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鲁迅的创作高峰期在"五四"前后,那个时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穆旦则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及文革时期,他所处的时代则是不容怀疑的时代,他们都发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怀疑之音,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穆旦诗都具有怀疑精神,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具有传承性就成为可能。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的继承与发展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在战争叙事方面它也创立一种经典模式,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对《三国演义》多有继承,如突出英雄主义精神、在战争描写中重视谋略等,对《三国演义》中的一些经典情节也有所借鉴甚至是移植。与此同时,《封神演义》在战争叙事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在战争叙事中增加了更多的神魔因素,在具体的战争描写中更为重视阵法以及宝物的运用,偏重于以法术来取代智谋描写。     

论大庭美奈子文学的流亡主题——基于《浦岛草》中的战争孤儿的研究

大庭美奈子文学中充溢着二战后的各种流亡元素,其作品把漂泊异乡、毫无生活根基的人比喻为"无根草","无根草"是大庭美奈子文学中处于流亡状态的主人公.《破烂博物馆》中的战争新娘是其"亡命文学"中的一类"无根草",而《浦岛草》中日美混血的战争孤儿是另一类"无根草".大庭美奈子的《浦岛草》关注日本战后时空中的战争遗留——战争孤儿问题,聚焦并思考战争、女性和人生,表达了作家对战争和社会的反思,其关注、思考女性命运的特殊视角在日本战后文坛别具一格.     

保罗·策兰《从门槛到门槛》中的沉默转向

《从门槛到门槛》是保罗·策兰的第二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保罗·策兰的诗歌创作从此开始转向“沉默”。在这部诗集中,策兰有意识地讨论诗歌语言在记录及展现真实历史时的有效性,怀疑诗歌写作的正义性。他的诗歌语言也逐渐趋向破碎,表现出间接、晦涩的特点。策兰诗中的“沉默”书写,通过否定性的表达方式,拓展了对历史真实与诗歌表现关系的思考,深化了德语诗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解析《诗经·卫风》中展现的卫国经济

《诗经.卫风》因较多为情诗,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对其研究的重点往往放在"乱世之音"、"靡靡之音"上,而对诗歌中折射出的卫国经济生活、婚恋习俗等关注甚少。鉴于此,该文试图通过对《卫风》中有关社会经济描写的关注,顺着卫人的眼光与思维,撩开卫国经济发达的另一个侧面。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从《大草原》看桑伯格的生态意识

卡尔·桑伯格诗歌以其现实主义诗歌主题和大众化诗歌语言等广受人民喜爱;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其矛盾的观点和悖论的叙述常常受到学界的批评和指责。这种批评常常导致人们忽略桑诗思想的深刻性。《大草原》是桑伯格描写自然、关注生态的名篇,从生态视角解读这首诗歌矛盾的自然观,便不难理解这位现代派诗人对现代生活辩证思考的深刻性。《大草原》所表达的草原意境和文化认同、工业文明困境与草原悖论意义以及对现代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力量,彰显了桑伯格诗学以连续性和整一性为核心,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方法的生态智慧。     

反思和追寻中的多元化表达——论阎志长诗《挽歌与纪念》

《挽歌与纪念》以其巨大的形式空间和丰繁驳杂的表达意象深受读者青睐。《挽歌与纪念》是诗人阎志在多年文学积淀后精心打磨出的一部反映个人心路历程、反思时代变迁的长诗作品,诗中有个人成长史的描写、精神逃离与回归的重塑,有现代性的反思,也有诗人对诗歌艺术形式与结构的匠心独运。在回忆过去、反思当下、追寻未来的诗歌基调下,《挽歌与纪念》表达了更加多元化的声音诉求。     

直面社会的真实——论《大嫂谣》

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底层文学"也就随之兴盛起来。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其中透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罗伟章的《大嫂谣》便是如此。作者直面社会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下底层民众艰苦生活的画卷,也揭露了造成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社会的阴暗面。     

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

如果从自然风景体验去切入穆旦诗歌,可以发现穆旦诗歌具有本土化的现代性体验,这样可以拓宽穆旦诗歌研究的视野.穆旦随学校迁徙过程中的自然风景体验,带给诗人独有的土地体验,其中包含了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人民以及自身的生命关切和思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野人山的自然风景体验给诗人带来了恐惧体验,这就促使诗人去思考战争、自然和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穆旦在1940年代的诗歌指向始终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晚年的四季体验让诗人一直在寻找灵魂的栖居地.从这些可以看出,自然风景体验是参与了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生成的.     

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的文学建构

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是杜鹏程从革命纪实性表述到文学公共化表达的建构过程。《保卫延安》对《战争日记》的承继性在于现实经验、阅读资源与主体情感三种维度,而《保卫延安》的叙述动力则基于长篇小说的形式功能、冯雪峰的助力以及主流新文艺方向的三重建构。通过分析从日记到长篇小说的文学建构过程,一方面可重新审视小说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性与叙事功能,另一方面也借此反思作者意图与艺术自律的关系,进一步思考十七年文学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关联。     

人性的“神庙”与“铁屋子”——从《萧萧》到《湘女萧萧》

沈从文的小说注重描写人性的纯美和质朴,他一直着意在文本世界里构建希腊式"人性"的小庙,《萧萧》便是经典的一例。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牵绊,电影《湘女萧萧》则将小说里对人性本然的描写悄悄做了位移,成了反思封建社会和人性的工具,湘西也被描绘成束缚人性的"铁屋子"。     

穆旦与奥登：历史追问与现实反思——兼与江弱水先生商榷

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指出穆旦诗歌是对奥登诗歌的移译，而非中国性这一特征造成了穆旦诗歌的失败。而文本从选择奥登的原因、伪奥登风的消解、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追问、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四个方面探讨和重新考察穆旦诗歌与奥登的关联，进而认为穆旦诗歌的特质与奥登并非密切相关。     

《大地》折射的中国“三农”问题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非常关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关注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她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种种思考,形象地写入到小说《大地》三部曲中,通过王龙及其家人的故事,进一步反思小农经济下的“造反”和等级制度等问题,探讨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的问题及出路。赛珍珠的思考给现今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     

论高晓声小说《钱包》

《钱包》是高晓声1980年依据抗战时期民间传说改写的短篇小说,曾为高晓声所叨念,但未得到学界的深度关注.结合文本的细读发现,《钱包》运用时空的错置、社会背景的同质模糊,采取近乎闹剧的故事结构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主要塑造"黄顺泉"这一执着"根基"信念、最终走向死亡的旧时代农民形象,反映了对国民性亦即农民性的另一种反思.《钱包》的写作不仅是对乡土文学农民性格的补充和人物谱系的完善,而且反映了高晓声开始从更纵深的中国社会历史、人类文化层面考察乡村社会现实,从个体的隐秘内心、性格层面观照农民的个体境遇,体现其"文学为人学"的创作愿景,这也许是《钱包》为高晓声屡屡念及的缘由.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