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与“诗圣”——李、杜诗风差异的基因

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李白与杜甫,其文学成就光照日月,但作品风格却迥然不同。其原因何在?清雄奔放之为“诗仙”,沉郁顿挫之为“诗圣”,可见同“仙”“圣”有关。然而“诗仙”“诗圣”是后人依其诗风所喻,并非他们生前就是“仙”“圣”。故而仍非其因,更需探索其为“仙”为“圣”之缘由。“文如其人”这个评语,对于名家大抵适用。准此,则应是由于李、杜思想性格不同而形成不同诗风,     

“诗圣”废名论

杜甫被称为“诗圣”,始于宋代,并一直被沿用至今。然而,我以为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使这一名称具有特定的内涵,因此有必要略探其源,加以辨析。秦观《韩愈论》云:杜子美之予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不仅将杜甫“集诗之大成”比作孔子“集圣之大成”,已道着所谓“诗圣”之旨,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适其时”说。杜甫正是在宋代这一特定时代的思潮与需要之中,被     

乐做老少年

俗话说:“老叟比顽童.”人一旦上了年纪,各种情绪都容易不自觉地显露出来,脾气性格可比顽童.这其实并非坏事.诗圣杜甫曾“自笑狂夫老更狂”,苏东坡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做个老少年有何不可?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序《名士文存一百篇》

“士”在我国古代是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名士”顾名思义即有名望的人士、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唐朝诗圣杜甫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名诗,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佳句。在古代阶级社会中,有职居官的“名士”形成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物随其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的不同而发生分化。     

杜诗中的幽默──中国古代美学札记

或许我提了一个怪问题：杜诗中的幽默。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名炳千古的诗圣，诗歌星河中灿烂的北斗星，杜甫的作品博大精深，字字珠现，句句血泪。“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天言夺苏李人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庆之流丽……嘴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工部墓志铭》，元模）“由社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舍家之好耶？”（黄庭坚，转自傅庚生《杜甫诗论》）历代对他的评论连篇累续，赞不绝口。可我却只拈出“幽默”一义，该不是有点煞风景吗？象杜甫这样以“诗圣”…     

“诗圣”释义 偏移的历史过程

“诗圣”一词蕴涵着两重意义:最初是指诗艺的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而后来则逐渐移向传统儒家诗教文化的道德圣人。杜甫走向圣坛,尤其是诗圣含义发生历史偏移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位诗人的恒久推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上是以将教化富于诗中为最高、最理想的文学境界的。诗之圣者,先为人圣,杜甫的真正贡献是将传统的孔、孟之道诗化、人格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典范和象征符号。     

李太白论

(一)王介甫目太白识见污下,白乐天亦病其乏比兴,二公俱深于诗,其论岂出偶然。然太白诗篇即其同时人己惊为“千载独步”、“力敌追化”。杜子美古今所称诗圣,犹倾心于太白,尊为“无敌”,不敢于抗衡。自唐以来学陶学杜代有名家,但李太白诗却不可学,遂成绝响。故“千载独步”云云,不但可指汉魏六朝,即自唐迄今千余年间中国诗坛亦当让太白独步。贺     

杜甫中原情结探讨

“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诗圣杜甫在其诗歌中流露出其对中原故土的乡土“情结”,这是古代传统农耕文明中“叶落归根”思想的体现,亦是中原农耕文化影响诗人创作心态的一个剖面。本文结合诗人漫游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探究杜甫的中原情结,并蠡测杜甫中原情结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二是诗人生活虽颠沛流离,但其内心始终充满“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使命感。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