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六言之起及其体律造语

六言必以节奏的整合才成为稳定的句式,这是确定六言句式与六言体诗起源的依据,所以不能追溯为《诗》中六言散语,也与《骚》语六言不侔。六言句式出于汉乐府,建安时始有文人创制,以五句而每句押韵的组诗形式为常。六言与五、七言在齐梁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始有隔句用韵相对,从而形成六言格律的雏形。但六言以三个双音节奏不能导致五、七言律体各联的粘连,因而不具严格的格律规范,按其平仄交替之理可推四式。由于六言不具单音节以为著力锻炼,所以造语必以"自在"为尚,这是衡量六言体诗高下最为重要的标准。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从《春江花月夜》诗的形式演变谈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与音乐的关系

打开《乐府诗集》,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下共收了隋、唐五位作者的七首诗。而七首诗却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形式。隋代杨广二首和诸葛颖一首是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二首是五言六句,张若虚一首是七言三十六句,温庭筠一首是七言二十句。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诗歌形式演变的一条规律。     

论楚辞孕育七言诗的独特条件及衍生过程

楚辞主要句型与七言句在形式上的同构性 ,使之具备了孕育七言诗的内在基因 ;而楚辞句中“兮”字所兼有的泛声性质与文法功能 ,则使之在后世朝逆向的两极演化 ,或被省略 ,或由实词所取代 ,从而渐次衍生出七言诗。楚辞句式的这种演变 ,不仅导致了早期七言诗在汉代的形成 ,而且还通过诗歌与辞赋两个领域 ,推动了七言诗的发展和普及。     

谈拗救

格律诗吟咏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协谐铿锵,动听悦耳.这主要是声律起的作用.声律的载体就是平仄谱.平仄而成谱,那就是固定的意思,必照之办,不得越轨,成为创作格律诗必须遵守的规则.平仄交互出现,对立而存,于是演出声调各异的万千首律诗来,成为唐代诗歌的主旋律.其中音律上的拗救现象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专谈拗救,不及其余.拗,读áo,其义是发音不顺口.格律诗句上的“拗”,是指在音律上平仄不按正常格式排列组合,这样的字叫拗字,带拗字的诗句叫拗句.该是平声字却变成仄声字,拗了一下,就得在适当地方再把仄声字换成平声字,挽救一下,故谓之拗救.这一拗一救,就把死气沉沉的平仄谱搞活了,形成气势浩荡的声律,从而造就了成千成万首诗歌,而又显得不呆板、凝滞、重复,倒是十分活泼、清新、多样.拗救格式有四种:1.孤平拗救何谓孤平?孤平是指发生在第二种基本句式“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里面的格律现象.具体讲就是五言二式第一字(七言二式第三字)本是平声,而诗人在遣词造句上用了仄声字,那么本句式除了韵脚的平声字外,就只剩下一个平声字,即只剩下第二字(七言是第四字)是平声字了,此种现象称为孤平.那个由平声变成仄声的第一个字(七言第三字),读起来就不顺口,于是乎它便成了拗字.为     

论汉魏六朝颂的体式确立及流变

先秦《诗》三颂与六朝颂都以四言为基本的样式，但汉代颂的体式却混杂不齐，“颂”的文体性弱化，回落到原始的“赞美”意义上。汉末集中出现的“碑颂”取代碑铭的潮流，为颂体回归四言提供了契机，蔡邕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在六朝，还产生了新的五言颂和七言颂。汉末三国的佛教译经沙门以“颂”配译“偈”，另一方面又由于佛教现实传教需求而从诗中因袭了五言甚至七言的样式，五、七言从而进入了颂的范畴。晋宋时期，个人创作的五言颂出现。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在了道教中。     

新诗应向格律诗方向发展

自由诗和格律诗是诗歌形式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代表着诗歌形式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当前,我们尤其应该着重于新的格律诗的发展。 格律诗是和非格律化的自由诗相对而言的,这两种形式在诗歌发展史上各有千秋,至今仍然并存着。《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基本是一种自由体的诗。以后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从四言、五言到七言,逐步形成了较严密的章法、句法、音律要求等规则,随着诗歌形式的逐步成熟,后来才出现了格律诗,并被作为一种形式的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汉镜铭文:完整七言诗成于西汉的确证

完整七言诗的形成年代,历来有争议。现有的文献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七言诗形成于汉代之说,而地下出土文物——汉镜七言铭文恰可帮助我们证明,完整七言诗的形成年代绝不晚于西汉中期。汉镜七言铭文句式整齐,结构完整,写作程式化,并且铭文中还常有"言"、"七言"的字眼,甚至"言之句从竟始"的诗句。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