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

早期来华新教是指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到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在新教传教士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对以后的传教士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教传教士们广办刊物,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传播东西方文明,他们所宣扬的有关西方文明的知识,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基础带来了冲击和威胁,促使中国士人以更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不再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里,而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     

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基础教育

我们通常从 19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视角来研究他们的努力。但对教会初等教育的分析表明 ,中国文化同样对传教士影响深远。普通中国人对早期传教士福音传播的抵制使传教士渐渐转向教会教育事业 ,并不得不适应中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因而 19世纪教会初等教育是向中国的价值观念妥协的 ,传教士在基督教育课程的形式和内容上都顺应了中国的要求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教策略,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本文择要谈谈新教传教士成功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发轫的推动作用,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编撰的《文艺月旦》(甲集)对现代文学的道德评价。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继承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汉学传统,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更为深广的译介,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汉学家。本文就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并论析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中外文化"之间人"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与分离

鸦片战争后的复杂局势使得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陋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误解.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的根本利益,努力摆脱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传教士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鸦片贸易与鸦片吸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而且为此后传教士大规模开展和推动禁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论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有五个层面：１．古代小说通过宣杨佛道及佛道内部的斗争，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佛道的认识；２．小说作者对佛道教中人采取一分为二态度，揭露其贼民者，表彰其爱民者；３．宗教能掌握民众，民众也利用宗教鼓动造反，达到自己的目的；４．封建统治者宣扬佛法、宣传道术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并得以光耀教廷；５．《红楼梦》融合佛道二教，加以升华，在宗教思想上有所独创。我们从小说中的宗教，可透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与文化心理。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搜闻》为中心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 ,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印支搜闻》即是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期刊。这些报刊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起到重要作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晚清风靡一时的小说类型 ,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产生了大量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由于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不是萌芽自本国的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来自异域的译介 ,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 ,对这一特殊的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而创作观念的先行 ,以及大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的存在 ,便使中国作家在创作时 ,在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主要题材及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 ,这几乎成为当时固定的创作模式。近代原创侦探小说总体艺术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文体杂糅、创作上机械模仿、侦探形象单薄以及断案方式缺乏科学精神等几个方面     

基督教会与近代上海的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近代文明发生的结晶,是弥补人类自身缺陷的伟大活动。基督教会是创办上海近代特殊教育的先导,沪地又是近代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重镇,其中,上海盲童学校堪称特殊教育界的典范。1920年代前后,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的开展,特殊教育出现转型,由西人兴办渐次转变为国人自办,宗教因素也日益淡化,世俗色彩日趋增强。但旧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根本转型和蓬勃发展仍有待新社会。     

近代留日小说中的东京镜像——以向恺然《留东外史》为代表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近代中国留日小说中的翘楚.然而,学界对<留东外史>很有限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小说的道德诉求及黑幕揭露方面,并且,向氏的其他几部留日小说如<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等一直处于无人知晓或问津的状态.作为近代留日小说的代表,向氏留东系列描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反映了异质文化带给国人的巨大冲击,对留学生、流亡客、政府官员等各式在日华人的描绘刻画更是鲜活生动至极,其视野之广阔,笔力之雄健,揭露之犀利,前所未有.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诞生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和遗忘。对这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探讨中国现代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政治文化价值,勘察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所呈现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文化成因。     

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汉外辞典的编纂迎来黄金期。字典,中国古已有之。不过,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汉外词典,虽以字典、韵府等中国的传统名称名之,但是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其辞典编纂的理念、实践、传承、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看到,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知识大移动中,汉语是怎样将西方的新概念变成可资利用的语词资源的。     

中国蒙学西化教育模式构想探源

中国传统蒙学西化教育模式源于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的构想,但国内学术界对其有关中国蒙学教育改革思路的探索至今未进行过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为中心就此课题进行论述,分析这一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观点与由此开始的改革之路探索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20世纪小说史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宋末元初起步 ,处于萌芽状态。直到 2 0世纪小说史学研究才成为一门学科 ,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 2 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各有其成就和不     

晚清科幻乌托邦小说的“中国梦”

晚清的科幻乌托邦小说创作,直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在小说家们对“新中国”的想象中,“新中国”日用科技已实现现代化,国防和军备发展也极其尖端。而繁荣富强后的“新中国”将走向何方,一部分小说将其引入了黄白种战、争霸世界的歧途;另一部分小说则视其为构建“文明世界”的中坚力量。为了实现科学昌明的“中国梦”,小说家们指出,需要培养爱国爱种、自立自强的国民精神,培育大批理想远大、创新、极富实践精神的科学家,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向边疆布道:中华国内布道会史初探

中华国内布道会源于1918年8月中外基督徒在庐山举行的一次灵修会,七位著名华人信徒提议向云南宣教,先于1919年4月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之部",后于1920年7月改称"中华国内布道会"。该会先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四川会理开辟教区。该会开启了华人信徒边疆布道的先河,也是当时本色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女基督徒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