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易堂情本诗学及其理论建构

明清鼎革之际,易堂九子崛起于赣南,蜚声天下,于学术、文学俱有建树.易堂论诗,以“真情”为本,倡导“自标风概,自具机柚”的“真诗”之说,既吸收了明代性灵诗学的精髓,又力避其弊,以正“品”而矫其或泛滥失统、或幽邃险涩之弊;同时也对明代的模拟之风予以针砭廓清.以情本论为核心,他们对诗歌之如何“发生”做出阐发,提出“感兴”论,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感兴”有二义:一为“有为而为”,一为“无待而起兴”,前者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后者强调“自鸣之意”,即诗人的一己情怀.易堂诸子的情本诗学,本末兼重,视野融通,体现了鼎革之际诗学发展的新趋向.     

"情象"范畴的提出及对中西方诗学若干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中西方两种诗学传统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范畴--"情象",文中不但论证了其概念内涵和交感化生的精神运演及存在形态诸问题,而且还把其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诗学互为转换的机枢.同时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中,都需要经过意象--情象--意境(本体)这样三个首尾相连的艺术环节,从而打通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隔阂,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人能弘道”与古典诗学体系——以钟嵘《诗品》为中心

中国诗歌以“情”为本原,实际上体现了基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在与“物”相感中追寻鲜活的“道”、以心理本体为归宿这种具有普适真理与理性信仰高度的价值建构方式,因此成为“可以兴”和“所以为教”的最重要文艺体裁。整个诗学围绕这一核心而形成内在完备体系,情道论、心物论、文质论等一体,诗歌审美本体即由此产生的具备深层次“滋味”的意境,这是漫长历史实践中确立的永恒普适标准,诗歌内容和形式则是开放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具有兼容、线性和不平衡的批评特点。它批评历代诗歌所反映出来的诗学观是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旨归,以公允的态度为理念,以审美批评为情感结构,最终汇聚为一种中和式的批评思想。以现代批评观念为参照,笔者认为,它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依然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     

论述船山诗学中的情贞分立

船山诗学既是对于前人诗学的总结,也是时代和个人的产物,诗学中有立也有破,我们可以尝试探讨船山诗学理论、批评、创作中船山的批判内容,这样可以使得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船山诗学的本质。船山诗学内涵极为丰富,这里用两个范畴来作为论述的参照——情和贞。船山诗学提倡情贞一体,而反对情贞分立。情贞分立具体体现为：一是＂取情而弃贞＂,二是＂求贞而背情＂,三是＂失情且无贞＂。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奠基在唯物理性基础上的主情唯美诗学追求——王夫之诗学观美学价值评判

王夫之的诗学观既具有唯物理性的哲学基础,又具有主情唯美的心理内核,他崇尚审美意象的意境化,从实现诗歌审美回归的强烈愿望出发来品评诗歌、发抒己见,使他的诗学观在古代诗论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西方文论语境中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便是文学理论里一个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文类,荷马史诗成为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的典范.至20世纪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一个不同于书面文学理论的史诗诗学领域开始出现,它的研究既继承了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又突破古典诗学的藩篱把世界各地的口传史诗样式都纳入考察范围,学界也开始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看待史诗和史诗传统.     

中国古典诗学的“妙悟”说

除中国古典诗学的"载道"、"言志"、"缘情"传统,还应重视对"妙悟"传统的揭橥和阐发。"妙悟"说萌芽于先秦诗学,成型于唐宋诗学,并浸润在元明清诗学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学千年历史走向的一种重要观念。从古代诗歌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总体倾向看,其中包含的妙悟思想可以划分出感性之悟(直觉)、非理性之悟(灵感)和神性之悟(彻悟)等三种理论形态。古典诗学妙悟观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本体思维,力求超越知识,摒弃"理障"(理性判断),回到以心传心、单刀直入的本质直观,妙悟的终极旨趣在于通过对意象的直观来显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妙悟在于即真")。妙悟也是一种非对象性思维,通过妙悟可以打破主观与客观之界割,摒除心物之间的藩篱,回到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兴而致情,情生诗歌——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创作主张

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吟咏性情”,而情的生发又离不开“兴”。兴而致情,情生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学主张。由兴致情的诗歌艺术主张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审美艺术创作中一种颇具积极意义和艺术原创价值的理论,这种艺术创作主张也不单单地局限于诗歌艺术领域内,实际上它已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中,成为一种较为健康扣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欣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