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     

论晏殊词的含蓄性

世人所见北宋著名词人晏殊(991—1054)的《珠玉词》,莫如四库全书本为最全。它是以明末编辑的毛晋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为底本,共收入一百三十七首。我们今日研究晏殊词,即以此为据。虽然其中夹杂有数首他人之作品可存疑,但是可信基本上是为晏殊的作品。世人常谓“痛苦出诗人”,但是富贵也可出诗人,晏殊便是一位富贵的诗人。晏殊一生显达,生活顺适,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晏元献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正由于他生活安定,提笔作词,才能够有时间有心情细心构思,精密推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论叶梦得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

叶梦得受故乡湖州山水的滋养,并深得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浸润,陶铸成高雅脱俗的山水情怀。他经营山水园林,又广泛游历,山水赏悦始终是他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以较多的词来记录这一生活内容,写山水景物和山水情趣,使他成为北宋苏轼以后到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张炎等的山水词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词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情味和与之相应的文笔写山水而形成的清逸词风,成为他的全部词中最耀眼的特色,也是在全宋词中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风格。     

论吕景蕙《纫佩轩诗词草》

常州吕氏才女之一、晚清女词人吕景蕙的词集《纫佩轩诗词草》存词30余首,题材内容可分为3类:书写兄(姐)妹情谊的作品,抒发闺中情绪的词作和为他人诗(词)集、画作题词之作。艺术上则有3个显著特色:在写作手法上,以常景写深情;在意象运用上,喜用冷寂的意象合成意境;在抒情方式上,表情达意较为直白。     

“谁道是杨花 点点离人泪”——为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一辨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以风格豪放著称于时,并历来被认为是豪放词派的开山祖师。但作为一代词宗,他的作品自然不会囿于一格,以情致缠绵、表达曲折见长的婉约型作品,其实也不在少数。譬如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便是此类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不过对于此作,评价颇不一致,而且意见相去甚远。称誉在举之升天,非难在抑之入地。看来关键在于对此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持有不同的理解。如何实事求是地恰当地评     

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提出的一种总体的说词方式 ,其中蕴涵一些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但这种说词方式在常州词派主要理论家那里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张惠言那里 ,“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尽管赋予了读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治教化倾向而显得牵强附会。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进一步承认了读者对作品进行自由解说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张惠言以忠贞美刺之义硬性比附作品的弊病。常州词派的理论重镇谭献则完全跳出张惠言仅仅就词作本身进行笺释 ,把逐字逐句的牵强比附视为作品原意的窠臼 ,将解释词义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 ,从而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显得更为圆润通达     

唐宋秋千词的戏剧化解读

唐宋诗词中有许多作品以秋千为意象,我们称之为秋千词。唐宋秋千词的戏剧化因素十分突出。主要体现为:以秋千佳人为主角,写其悲喜心理和形态之美;以秋千院落为故事发生地点,具备戏剧场景特性;作品中有一定的故事冲突,体现出戏剧情节的效果。这些特色备受后世文学批评家关注,并为剧作家的创作提供营养。     

论同光体诗派的词学观 ——以晚清四大词人为参照

清末民初之际的同光体诗派在词体观念上一方面主张词体要上通骚雅,蕴有寄托,要能反映风人之旨,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保持词体的独特性,要能蕴藉含蓄,清空骚雅,以最大程度彰显词体言情功能.他们注重词的音乐性,主张按乐律校词、填词,并给出明确的学词途径和研治词学的方法.在词作审美上,他们既推崇南宋词之骚雅,又歆羡五代、北宋词之神穆,既喜爱婉约空灵词风,亦兼容豪放旷逸词境.与晚清四大词人相较,同光体诗派的词学观念更为通达,已明显显现现代词学的雏形.     

浅谈柳永的政治理想

柳永一生仕途蹭蹬,流落多舛。时人和后人称为浪子词人,但终其一生从未放弃功名利禄,他屡试不第,不仅没有绝意仕途,反却“始悔以文词先得名为己累”。从功名思想的形成原因,仕途的坎坷,及其济世立名理想的破灭来谈柳永的政治理想。这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柳永具有明显的价值。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20世纪张炎词研究述评

张炎作为词坛宗匠之一 ,其词作在清代受到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不同评判。 2 0世纪前半叶 ,褒贬两派虽然没作深入具体的阐述 ,但其见解都对后世的研究有所启发。建国以后 ,对其家世生平的考索 ,词集的编纂 ,以及词作内容、艺术、地位等问题的研究 ,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柳永词中的意象美

柳永的词涉及到自然景物、都市风光、男女欢娱、离别悲怨、羁旅穷愁、咏史怀古等多方面的内容 ,与这些内容密切相联的是一组组令人赏心悦目的的意象群。柳永正是通过对诸多意象的描绘和组合 ,构成一个又一个色调不同的画面 ,表现出悲欢离合之情、得失升沉之慨。柳永对都市风光、离别悲怨和羁旅穷愁作了大量的描写 ,并把咏史怀古的题材写进词中 ,不仅拓宽了词的内容 ,而且扩展了词的意象 ,创造了高远的意境 ,对苏轼等人有直接影响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

在金词融会北宋词风的过程中,遗山以其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词和北宋词的交融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融,遗山以其极高的词创作成就而成为这两种文化交叉点上的佼佼者。遗山推崇苏、辛,词风豪放,对元词的发展走向很有影响。在沟通宋、金词以及在金、元词的延续上,遗山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遗山还是在具体词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词创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词人,其词体制完备;词中尊杜,极善融化唐诗;其词又有明显的“史”意识影响的痕迹;金、元之际文人歌酒狎妓之风在其词中时有反映;清代词论对其词毁誉不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遗山词的独特性。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论散见于著述中,长久不被人知。他以神韵诗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崇尚婉约含蓄的"格韵词说";词体认识上,区分诗词的不同文体特征,并对小令长调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均体现了他词论的独特视角。词人品评时更能体现词论的价值,一方面针对浙西词派之弊,系统品评了词坛名宿,表达了对南宋词的厌恶和对《花间》婉约词统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咸丰年间继续推动纳兰词的批评,构成了清代纳兰词批评史中重要一环。这些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咸丰词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