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破解循环论证之谜

传统的经济学一贯认为,要说明劳动的价值就会导致循环论证。那么,说明劳动的价值是否就会导致循环论证呢?这是一个谜,我把它叫做循环论证之谜。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破解了循环论证之谜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就试图破解这个谜。循环论证的责难最初是由庸俗经济学家赛·贝利提出来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有些庸俗经济学家是反对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命题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命题当中包含着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革命性结论,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一切具有价值的财富都理应为劳动者所有。所以,他们就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比如赛·贝利     

试析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范式特征.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统一和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将会拓展和丰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入世对我国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和技术、市场一样也是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必然会改变经济人的偏好和行为选择,因此,研究入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应该从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才能比较全面地衡量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经典的有关专业化分工程度决定理论的考察,归纳出制度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决定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探讨了入世对我国专业化分工将产生的影响。     

个体学习、预期与制度演化

本文首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制度的概念进行了介绍,指出制度研究采用古典博弈论为工具的不足之处,认为应该采用行为人假设更具现实性的演化博弈论、特别是博弈学习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强调个体学习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对个体学习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预期在博弈均衡形成中的作用;最后对个体学习、预期、制度形成与演化机制做了系统描述。     

演化经济学技术-制度二分法的理论演进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借鉴生物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科学,尽管演化经济学存在着不同的分支和研究方法,但它们都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为研究的主题,即坚持技术-制度的二分法.早期的演化经济学也称为制度主义,其代表人物凡勃伦提出了经济行为模式的技术-制度或工具-仪式的二分法,该方法被艾尔斯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并被称之为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等人继承和发展了技术-制度的二分法,并且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影响,现代演化经济学进一步发扬了新制度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建立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将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各种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与创新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并进而说明政府在今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基本取向。     

论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的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文章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理性经济人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中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制度内不同行为主体的制度偏好、行为策略和效用追求,提出了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增量的总体效率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标准.并认为.以特定时期内优先确认的群体利益为核心对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进行制度安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选择途径.最后.文章以上述标准考察了我国现存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并在阐释阻碍和推动制度变革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制度进行制度选择的方向和措施.     

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看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

通过对老制度经济学兴起、衰落和再兴起和新制度经济学形成、困惑和再发展的分析引出对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思考。本文认为,随着日益出现的新、老制度经济学互相融合和借鉴趋势的继续,在新、老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的互相补充和互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度经济学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制度变迁与信息结构的演进

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评价了改革过程中某些制度变迁的效率,描述了新的信息结构形成的过程,并认为高效的信息与决策主体(DECISION MAKER)的形成与高效的利益主体的形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宏观角度来看,改革的总进程不仅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市场体系和改革宏观调控机制这三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它还隐含着建立和完善一个全新的信息结构的过程,即从一级信息与决策主体结构向多级信息与决策主体结构转化的过程.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与其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

当代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理论主线而发展。两大发展主线之间的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但在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当代制度经济学两条发展主线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目的是期望在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提高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基本思想与政策主张的辩证思考。     

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创新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制度安排是贫困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制度创新又对缓解和消除贫困有着决定性作用。面对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制度缺陷成为当前制约反贫困行动的最大瓶颈,必须树立制度创新观念,从政府职能调整、经济体制改革、教育卫生制度落实、法律制度制定等方面不断建设和完善反贫困制度体系,加速中国反贫困进程。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马克思主义与创新经济学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整个创新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互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自熊彼特之后对创新经济的研究分野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支脉,各有侧重又各有不足,两个支脉逐渐融汇于演化经济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创新经济学的主要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驱动作用,它重视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作用,融合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实验经济学研究(专题讨论)

[提要]马涛、李绍东认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是复杂的,实验的结果同参与人的文化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需要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才可能更趋合理;而这正是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难题。郭建斌认为,尽管现在就判断实验经济学能否如边际主义那样在经济学各领域引发革命还为时尚早,但它对经济学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周星则指出,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等动态性问题的研究,要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     

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于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纵向的制度安排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传统认识强调的是其现实的含义,即纵向的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义则与横向的制度安排和纵向的制度安排中被忽视的潜在选择有关.前者是社会主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但是在与创新有关的制度安排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主要依据的情况下,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叉成为当前的努力方向.     

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阿克塞现象”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有许多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这一视角对“阿克塞”现象进行分析, 指出“阿克塞”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发展遵循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径依赖, 而路径依赖是基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给出的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