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政治史视野下民国边政研究的几点认识

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与现实经纬。民国边政研究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全新的特质;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的影响,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民国边政研究应特别关注政治史、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实践等相关领域的探讨。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1900—1937年)

从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联合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建构起一个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近代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但因为资产阶级缺乏社会的文化权威,因此在近代城市社会之中依然离不开城市的文化精英。近代上海的文化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不仅坚守着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积极地过问国家公共事务,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央政府的国策。     

河洛康百万家族:身份、作用与兴衰

康百万家族作为豫商的典型代表,延续了12代,历经400年的辉煌,其崛起背景正是明清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时期。同时康家子弟通过科举以及捐纳、恩赐等方式获得功名,他们的身份既是商人也是绅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绅、商的初步对流与融合。作为地方绅士,康百万家族受官府倚重,在乡村社会积极承担着慈善救济、公共工程修造、武装防御、发展教育等多种职责。亦绅亦商的身份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特殊性,绅士身份为康家经商提供了支持,同时其对政权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家业的没落。     

传统地方自治与近代公立学校的创办——以常州冠英小学为例

兴办近代学校是清末改良维新的重要内容。1905年,常州绅士将富有地方自治精神的冠英义塾改造为冠英公立两等小学堂,并进一步延续由绅士主导的地方自治,共同发起成立吸纳绅、学、商界知名绅士的校董会。在后续的艰难推进中,诸校董百计筹维,解决了兴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经费问题。冠英小学在招生规模、课程设置、经费数量、官方考核等方面均列常州近代公私学校之冠。校董会也因此完成了创办近代学校的历史使命。冠英之创办过程,充分显示了传统地方自治在区域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冷东萍:公关公司国际化,人才先行

"公关公司国际化"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来自台湾的精英公关集团却给了这个命题一个新的诠释,那就是——人才先行。从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而美"的公关公司,发展为"大而美"的公关集团,精英公关始终以人才作为核心稳步发展,如今,又将人才培育作为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第一步。日前,精英公关集团副总经理冷东萍在北京接受了《国际公关》记者的专访,讲述精英公关的国际化人才之道。     

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

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在清前期的杭湖两府,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程度不同之影响,乡贤的社会构成在时空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不仅表明明清的乡贤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缺乏具体实证研究的笼统探讨,并不利于真正深入细致地呈现历史的经验。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创造性破坏与中国城市空间再开发——基于租差理论视角

随着西方国家"重返城市运动"的出现与发展,绅士化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Smith的租差理论从资本积累动力机制来剖析绅士化,其对绅士化机理的解释较为深刻。租差理论由于其简明精炼的理论框架,赋予其广阔的扩展空间与强大的生命力。从租差理论与绅士化关系的视角可以发现,包括绅士化在内的城市空间再开发可以理解为资本驱动下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租差就是这一过程当中重要的载体与机制;在中国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凭借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实质性参与到租差的争夺之中,从而使中国的城市空间再开发在模式、主体、尺度等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方典型的绅士化的特点。     

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衰落的原因

在官绅商学各界的协力作用下,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得以兴起,出现了遍布全国的赛会热,并形成了清末、民初、南京政府初期三个高潮,然而由于政府信用不佳、财政困难、政局动荡等原因,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不能持续推进,反而迅速走向衰落.     

传统区划与民初地方秩序的变迁——以湖北咸丰县为个案

学界对于民初地方秩序的演变多从＂国家（官治）——士绅（自治）＂的二元模式着手,将其过程视为士绅逐渐取代国家的单线演化过程。然而,地方的传统内部差异在该过程中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民国初年,湖北咸丰县在延续清前期已经形成的＂内外四里＂区划格局的基础上,扩大为宗教与政治的二元中心对立。     

“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民初新式学会制度之确立

近代学会主要是从西方移植和模仿而来的。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其所创建之学会多为纯粹的学术社团。民初普遍建立的各种学会均有固定之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制定有指导性之章程,在定名、宗旨、任务、会员、专业组织、会费、经费来源、选举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各种学会之活动方式,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为主,兼营筹设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本专业图书、创办学术期刊等学术活动。各种学会之建立及活动之制度化,加强了学者间之学术交流,推动了各种学术之发展。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雄踞地方三十年——浅析民国时期无锡绅界领袖钱孙卿

中国有着官绅合治的传统,一些绅士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地方事务取得了较大的支配权。民国时期,钱孙卿以其才干、品德、见识和影响成为无锡绅界领袖,他担任了市公所的总董、县商会的主席,雄踞地方三十年,其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有相当多的贡献。文章描述了钱孙卿从政之路,探讨其在地方舞台上崛起壮大与长盛不衰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的运作与地方政治家有更深更新的认知,也希望后人不要遗忘无锡历史上这位优秀的地方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