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中专利许可的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标准对市场和竞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标准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专利战略和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专利在技术标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甚至能够左右一个技术标准的建立.随着标准与专利的融合,出现了专利权人在标准推广过程中的许可问题.文章从技术标准与专利的融合入手,分析二者结合后在技术标准中存在的专利许可问题,并针对拒绝许可、强制许可的问题提出对专利许可进行完善的具体措施,以期在保障权利人利益的前提下推动科技进步,真正使专利技术造福人类.     

试论财产征用的公共利益目的

在自然法的学说之中,财产权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个人对其所有的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自由,人们建立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然后,私有财产应当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即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个人应当作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因此,公共利益的认定也就成为财产权保障的关键。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事实依据纷繁复杂,实践中关于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多种多样,必须从理论上探究解决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股东资格认定首先要区分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应当遵循外观理论,适用商法规范,以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效率;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应当遵循意思真实原则,重实质而轻形式,适用民法规范,切实保护真正投资人的利益.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专利法与利益平衡

任何法律制度在一定的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功能和作用,而这是由其所要实现的目的决定的.专利法有其特有目的.尽管这在不同国家的专利法律中的表述有所不同,在保护专利人的专有权利和确保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法需求,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和文化进步的社会目的方面,应当说是基本相同的.鉴于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知识产权法目的最终是利益平衡问题.     

我国职务发明认定和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职务发明认定和利益分配标准要考虑两个方面:从专利法角度要激励创新和促进技术成果的实施;从劳动法角度要保障作为劳动者的发明人的正当利益.由此出发,"执行本单位的任务",应当仅限于执行单位明确其有发明创造职责的工作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专利权利归属于单位,发明人分享收益并享有实施请求权;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也无须区分利用技术秘密和非技术秘密的其他物质技术条件,由此取得的专利权利归属于发明人,单位分享收益.对于职务发明中发明人的利益保护,应当取消现行的奖励制度,强化现行的报酬制度,扩大报酬制度的适用范围至所有单位.     

专利许可的反垄断规制

专利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一般情况下对专利许可行为应采取经济分析方法。专利许可的反垄断审查认定包括本身违法以及合理原则。同时对专利许可的反垄断审查还需要考虑安全区制度,这主要包括基于市场份额的安全区、基于替代个数的安全区及基于创新实体个数的安全区。     

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系列论文之一

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翻供具有两重性,既可能是对原供真实犯罪的消极否认,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也可能是对原虚假犯罪供述的纠正.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应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和遵循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围绕有无证据证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有无相反证据推翻指控的犯罪事实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开庭前的程序性审查应当重视证据的审查.庭审阶段应充分调动控辩双方法庭讯问、询问及举证、质证功能,正确认定证据.     

专利独家许可的反垄断法分析

专利独家许可是专利权人在实施专利技术时基于技术控制、后续管理、品牌信誉等,将专利技术在一定期限和一定地域范围内只许可给特定经营者的营销型商业安排,其对竞争产生双重效应。专利独家许可能在短时间内以较小成本完成专利技术的产业化,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在整体上促进社会技术创新,但具有竞争关系的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独家许可以及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技术的独家许可会危及市场竞争秩序。因此,有必要在反垄断法层面明确专利独家许可违法性的构成要件,为反垄断法规制专利独家许可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正合理”标准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正确的定位,有助于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应当定位为“公正合理”,这不仅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还源于知识产权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公正合理”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的判断方法是“以我为主”,“公正合理”的核心内容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公正合理”标准在我国的推行,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及时转变,知识产权法律的准确表达和相关法律的有机协调,知识产权执法的及时跟进和相关法律适用的密切配合,以及我国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深度参与。     

转基因农产品专利保护度的经济学分析

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在转基因农产品专利利益上的冲突,以及由美国主导的过度专利保护,给发展中国家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带来了巨大损失和贸易挤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国家间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贸易合作将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寻求符合国情的专利保护度,从而达到转基因农产品贸易利益的均衡,以实现共赢。这对我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技术研发、专利保护及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论企业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义务

合规监管人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认定及保障合规监管人在履行职责中勤勉尽责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议题。勤勉尽责本质内涵要求合规监管人主观心态上应当勤奋尽责,客观行为上应当利用其应有的技能充分履行职责。根据合规勤勉尽责的内涵,从主客观两方面制定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的认定标准：在主观层面,从合规监管人是否拥有该领域所应当具备的职业技能和精准的职业判断力角度,认定合规监管人主观心态是否勤奋尽责;在客观层面,从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监督考察是否实质化以及监督考察评估报告是否客观等角度,认定合规监管人是否利用其应有的技能充分履行职责。在明晰勤勉尽责认定标准的基础上,构建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强化道德因素评估的准入机制,完善有效便利的工作保障体系,构建“企业+同级财政”经费保障模式,实施全过程监管机制,以期对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理论尽绵薄之力。     

中美双反措施案中“公共机构”的认定及评析

中美双反措施案的上诉机构否决了专家组关于仅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将其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做法,认为判定“公共机构”的核心问题在于评估某实体是否行使或被授予行使政府职能,并提出判定实体行使政府职能的三种情形.这一裁决有利于遏制其他国家对我国频繁启动和滥用反补贴调查,也增加了我国应对反补贴调查的信心和胜诉率.     

论专利侵权认定中等同原则的作用

专利制度是专利权人以公开其技术秘密为代价来换取国家保障其在一定期限内对该技术垄断占有的规则体系.建立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激励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开专利技术方案促进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然而形形色色的专利侵权行为却阻碍着该目的的实现.现从利益平衡与激励创新两个角度,通过价值分析表明等同原则在专利侵权认定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从二元组合到三维一体——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新视角

三维一体,从全新的视角,对高校贫困生认定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在传统的政府和高校二元组合认定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元素,加强国家的指导职能,强化政府的主导功能、细化高校的实施功能,利用三个不同的支点,组成新的锥体,由点组面,点面结合,相互补充,力图构建一个国家、政府和高校三维的科学认定模式;它摈弃了传统二元组合认定方式因主观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实行学生信息的网络化、认定标准的科学化、认定人员的专业化、认定制度的规范化和政策宣传的广泛化,以国家宏观指导为主体,政府和高校护卫两翼,形成"一体两翼五化"的认定构想,为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试论驰名商标的认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确立了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制度,但至今驰名商标还未有确切而统一的定义;在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上,各国的做法也各有不同,在认定标准上也不完全一致。我国国家工商局１９９６年颁布的《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虽然总的说来操作性较强,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维护我国的利益出发,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平等的真义

自由主义平等观的思路一般是,首先将平等视为某种利益的相同性,然后寻找这种利益究竟是什么,或者追问如何实现这种相同性,该思路必将使平等成为抽象的平等。本文认为,上述思路遗忘了由柏拉图提出并由亚里士多德所展开的平等的具体性原则,即不是首先设定“什么是平等”,而是在弄清楚“谁应当平等”之后再讨论“什么是平等”.本文认为,真正的平等应当是在生活网络的各个维度展示其力量的人们的平等,这是全面的比值平等。而海德格尔为我们把握这种平等提供了视野和路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森林采伐管理体制变革研究——兼论森林法的完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需要相应变革采伐管理体制.我国现有采伐管理体制过于凸显国家利益和抑制私人利益,注重行政管制和忽视市场建构与公众参与,故必须予以变革.应当将采伐限额制度纳入森林经营方案中予以完善;在分权和分类经营基础上,建立许可与备案结合的采伐审批制度以及不予许可采伐的救济制度.借鉴西方经验,探索行政地役权和生态补偿互补的森林经营模式,以保障国家环境目标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