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慈善与正义

对于慈善与正义的关系,当今占据主流的学说认为其并无关联。但这种无关说,实际上并未指出慈善与何种正义无关,而当我们细致地去分析这一种观点时会发现,其实际上仅仅说明了慈善与交换正义无关,对于分配正义则并未涉及。我们发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强调了基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分配结果的正义,而慈善不仅在结果上有利于促进其要求的公平,且当今各国早已通过税收等形式将慈善纳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体系中,由此也就说明了慈善与分配正义存在密切联系。     

从慈善到正义——西方分配正义中的弱势群体观探究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正义是个人美德品质,“正义是德性之首”,救济穷人是慈善而不是分配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是不平等的正义观,关注弱者不在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之中;康德在人人权利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正义问题,认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而不是个人义务,慈善是权利而不是恩惠;罗尔斯则提出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了无条件的完全平等和有条件的不完全平等的统一,认为那种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弱者的利益和财富分配才是正义的,而且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正义,还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慈善伦理与分配正义的分殊——兼析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应获的关注——兼析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应获的关注

尽管慈善伦理与分配正义都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是看似接近实则迥异的两个概念。分配正义指向人权,由公共权力予以保证。慈善伦理则指向人道,建立的基础是道德情感。当我们探讨二者的分殊时,很有必要对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的《分配正义简史》予以关注。通过对分配正义历史简明扼要的回顾,弗莱施哈克尔力图引导人们清晰地区分正义与慈善,以免概念不清引起对二者权界的认识混乱。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区分清楚分配正义和慈善伦理两个概念各自的权界,才能准确区分它们在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中的方式和作用有什么不同。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从慈善角度看跨国民营企业的“柔性”国际化战略

跨国民营企业选择参与海外慈善行动作为国际化的路径,是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回应,可以塑造企业的国际形象、提升企业文化及弥补国有企业海外行动的不足.但前提条件是企业应具备积极的海外慈善意识和行动、企业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具体模式包括设立基金会、承担政府的援外项目以及直接从事社区服务等.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慈善文化进社区：意义、挑战与路线图

慈善文化进社区是将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人们慈善习惯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慈善文化进社区对弘扬慈善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文化进社区适应了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的作用,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慈善文化进社区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原子化倾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教育不完善和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欠缺等。通过组织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教学的方式、志愿储蓄银行、社区慈善超市、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发展社区学院和出台详细的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等途径,多管齐下促进慈善文化真正进入社区、深入人心。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慈善超市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及出路选择

慈善超市将超市的运作方式引入慈善事业的管理当中,以提高慈善资本的运作效率、优化慈善事业管理。基于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和慈善商业化理论,在当前我国社会背景下,设立慈善超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以通过制定统一规范、实行差别税制、完善监管制度、确立法人地位等方式进一步完善慈善超市的管理,实现慈善超市的合法运作。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浙江省慈善市场规模、结构及组织绩效研究

慈善事业是社会第三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其运行的基础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考察了该省2006-2010年的慈善市场总规模以及慈善会、红十字会和基金会三大慈善组织系统的筹资、援助市场规模、市场份额与援助比重,并用TOP-SIS法对这三大系统的运作绩效进行了评价。数据反映浙江省的慈善市场规模呈持续快速增长,慈善会和基金会系统合计占据了约90%的市场份额,组织绩效评价的结果显示基金会系统的资金运作绩效最高,慈善会系统第二,红十字会系统最低。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慈善行为边界研究

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主体,企业慈善行为在助学、扶贫济困、救灾等项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企业阶段性目标的错位与缺失以及慈善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造就了“落后”的慈善理念和“赶超”的慈善行为,制约企业慈善主体功能发挥.在“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的企业生命周期框架内构建“以生存发展为本位-以社会责任发展为核心-以求蜕变为核心”的企业行善,边界是促进企业慈善行为理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当下我国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从而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将慈善价值观作为构建慈善文化的核心,吸收中西慈善文化的精髓,实现慈善文化的现代转型.此外,构建现代慈善文化还要完善慈善制度建设,确立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慈善机构运作格局,实行激励捐赠的税收政策,完善慈善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