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善变与不变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在保皇抑或革命上,曾表现出极大的徘徊与反复;他在对待西方现代性文 化上亦如此。本文从这种“善变”入手,分析其“不变”,洞察其用心,期望对当下中国产生启迪意义。     

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

梁启超努力利用日本阳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王学资源为他的善变即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摇摆做出合理的解释.戊戌政变后梁氏选往日本,经由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接触到注重实行的阳明学,为其至诚不动未之有的信念所吸引,用以抵抗维新失败后招致的道义压力.这一时期(1898-1906)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了反复的争执,为克服自己流质易变的性格,他重新拾起了长兴时代的功课,潜心陆王之学,援引不欺良知的说法,应对个人也可说是整个过渡时代的道德危机.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中国近代权利观的产生与变异--以西方自然权利学说为参照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权利学说.它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康有为与桂林的维新变法

19世纪 90年代 ,康有为曾两次来桂林讲学 ,开展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宣传组织工作 ,得到了桂林一部分官绅、学子的大力支持 ,促进了桂林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广西近代史上 ,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 ,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浅析康有为的民权思想

康有为作为近代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和追寻民主的先驱,其民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的民权思想的确立基础是平等思想和立宪制度,其实现条件是中央设议院和地方自治,其最终归宿是建立公民社会。     

试析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研究较为深透,而对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则不够充分,本文则是对康有为科技思想研究的专文。文章认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是他丰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科学的重要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国弱民穷是由于科技落后造成的,并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传统乃至教育体制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康有为还提出了发展科技的具体主张：设立学会以开风气;大译西书,创办报刊,以使科技思想深入人心;开办博物院和型图馆以开民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为我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康有为与孟子思想比较

康有为在呼吁立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并对其加以发挥。这使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成为孔教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对孟子思想予以吸收和发挥的过程,也是对其予以改造和创新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将孟子的天命论演绎为隶天独立,将孟子的性善说演绎为天赋人权,将爱有等差的不忍人之心演绎为平等、博爱等。这使康有为与孟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区别。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梁启超与近代女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十分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尤其把兴女学作为改善社会和家庭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他看来,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尽管在梁启超兴女学的主张及其实践中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是他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