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晦暗的人性与不定的命运——论新历史主义小说

我们现在也许有理由认为,九十年代前后,确切地说是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６年这段时期,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莫过于先锋派作家与新写实作家不约而同地遁入“历史”。毋庸讳言,这种“历史”选择的直接文化语境,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具有个人话语冲动的作家,面...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     

“统一意志”：当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牲质

当代文学构成共和国政治思维的重要载体,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为共产党赢得“文化领导权”制造强势话语。1940年代后期,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批判、清除各种异己的文学流派和力量,试图把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统于“一”,即一个意志、一种权力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建立了“旨在整合全社会观念从而达到最大思想统一性的排他性的统治性思想”体系。“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承载着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蓝图的宏大叙事,但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而给予否定。“伤痕”“反思”文学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叙事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对改革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申和对于改革的合法性论证。     

“我们”的舞台与象征资本的力量——白先勇与白氏昆剧效应

白先勇及其昆剧制作团队借助含混的修辞策略进行了精英化的自我阐释.白先勇的公众形象也完成了“三级跳”:由作家到艺术赞助人、制作人,再到“文化传承”、“文艺复兴”播火者.少数被“边缘化”的清醒声音揭示出白氏昆剧的生存动力是对艺术行政资源的变相垄断,但这些争议也湮没在白氏昆剧作为“媒介景观”扩散到社会话语中所形成的“话语市场”里.白氏昆剧运行的根本模式,其实是白先勇象征资本的扩大和积累,以及通过介入高等教育场域而实现的权力再生产.象征资本的力量,必须引起当代文艺事业与文艺批评的注意与思考.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试探

作为现代西方一种重要的学术论调,“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主要包括：尼采的直接启发;悲剧传统的强大压力;系统的现代悲剧理论缺席;现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策略.“悲剧衰亡”话语发轫于20世纪早期,而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战之后,当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卢卡斯和克鲁契等人.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红色经典”中的“女追男跑”现象及成因探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系列小说在描写男女爱情关系时,都具有“女追男跑”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作家自觉塑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企求的当代英雄形象;二是因为“女追男跑”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早已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遇合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创作环境,因而本能的被“激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解读《印度之行》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

E.M.福斯特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具民主思想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也通常被认为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先声。但由于源远流长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他的反殖民话语之下清晰的流露出殖民话语。通过解读作品的中心人物费尔丁,可发掘隐藏的“他者”的声音。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突出主体性:左翼启蒙派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突出文艺主体性是左翼启蒙派显著的理论特征,也是其理论建构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在政治话语压抑美学话语、个人话语的特定时代情境下,这批作家依然固守着某些"五四"启蒙文学观念,在尊重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凸现个人话语,并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对文艺主体性问题的探究,在文艺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寻求一条有别于左翼功利派的文艺价值论路向,为在当时语境下展现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在艺术自主与政治他律之间寻求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