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李德懋“知人论世”的诗评观

李德懋选择诗作,特别注重诗人品行对诗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诗文是作者才、气、学、习的自然外现。与此同时,他十分注重时代环境与写作背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注重诗作所反映的社会现状。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17-19世纪英国人“大旅行”的特征分析

“大旅行”是近代英国国外旅行文化发展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大旅行”的发展是欧洲文化关系的变化、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及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旅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某些场所或地区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成为英国旅游客源来源的重要地区.同时,“大旅行”在目的地、路线的空间分布及旅行活动的季节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征.     

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与“靖难之役”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李柏的遗民气节及其“冰雪诗”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李柏,在明亡后五十余年间,除短暂漫游湖湘及坐馆授读外,终其一生甘于贫困、苦隐林间、躬耕陇亩,寄情山水以砥砺情操,始终保持着遗民气节。山中岁月虽然极其困苦艰难,但他却怡然自乐、吟诵不绝。李柏身上体现出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心态,既具有明代遗民社会的群体风貌,又有不同寻常之处。其"冰雪诗"朴质率真、幽逸冷隽,是其不失志节,以及故国之念等心灵世界的真实展现。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木瓜之役”的“事件”与“风潮”

“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身体记号在文学叙述中的价值

身体作为爱恨亲仇各种情感的载体,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它是一种指意活动。长期以来,让身体进入写作是文学一直关注的问题,写作指向身体,意味着文学试图将物质的身体转变成指意的身体,这种文学的身体是通过身体记号的方式来实现其叙述价值的,而身体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的叙述;同时,身体也是文学叙述的基本动力。     

论抗战时期臧克家长篇叙事诗的叙事艺术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臧克家在驻扎在湖北老河口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长官秘书,期间他数次奔赴前线,积累了宝贵的战地生活素材,创作了《走上火线》等12部长篇叙事诗。这些战火中淬炼出的作品在艺术上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从报告式、记录式叙事,逐渐转向讲述完整、生动故事的叙事,故事性逐渐加强,叙事逻辑性逐渐走向严谨、合理,叙事结构也更加精炼,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则从群像式描写逐渐发展为对个体形象的精雕细琢,长诗的人物塑造艺术渐趋成熟。这一嬗变过程清晰地映照出抗战时期臧克家长篇叙事诗在艺术之路上留下的探索足迹,也给后来的长诗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还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叶隆礼有过人的史识,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任何时期的历史学的发展,都有赖于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实在是关系着整个历史科学的前途和命运。不管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史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整个史学发展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文体学价值再评价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后期,较《论语》《老子》《墨子》为早,较《荀子》等文献更早。此文献包含了多个方面的文体学价值:行文中使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是假设问对体的先声;全书十三篇,各篇主题鲜明,有明确的论证中心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结构浑融,语言凝练,论证方法多样,已是完整的专题论说文的形式,一般文学史界所普遍认同的《荀子》代表了专题论说文成熟形态的说法应该得到订正;此外,《孙子兵法》还是最早使用意义性篇题和最早注意到作者署名问题的文献。     

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

杰拉德·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从诗学层面审视文本边缘的标题、笔名、献辞、前言、后记和题记之类文坛惯例,并在随后几十年中加以不断的充实和发展.副文本实际上包围并延长了文本,并在其中充当结构成分.评价文本和跨文本,对于阐释复杂文本具有一定的叙事诗学价值.     

叙事同构的中朝军民关系——抗美援朝文学论

抗美援朝文学的中朝军民叙事,从叙事对象来看,民非中国百姓,地域关涉异国朝鲜,具有异域叙事的特性。但就其叙事的政治寓意和叙事元素的结构方式来看,对军民关系的想象和处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的相关叙事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日常生活叙事铺垫,营造军民关系,切入英雄主题,象征意蕴揭示中国军队的道德优先和军人使命,以及人心向背的致胜力量,将中朝军民关系同构于主流意识形态模式之中。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