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宁夏镇"哱拜之乱"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 ,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镇与河套蒙古各部战事不断。拜之变就是明朝以镇压叛乱为核心 ,对河套、松山地区蒙古诸部犯边活动的反击。拜于万历二十年策划兵变 ,其间 ,因与河套蒙古相互勾结而导致战争性质的复杂化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明政府为此耗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历经 8个月 ,才平定了这场被称为“万历三大征”之始的“拜之乱”。虽然这场战争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 ,但在平定兵变的过程中 ,明政府的边政弊端和腐败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明朝西北边防的战略防御功能 ,同时也给宁夏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

1592—1598年的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因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侵朝并进图中国而引发。战争爆发前后,明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四次重大失误:一、战前无视敌情"哨报",未作备战部署;二、战初无休止的"战""和"之争,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三、碧蹄馆之役前后,由"轻敌冒进"到"畏敌议和",再失攻敌良机;四、撤军与和谈之议,为日军卷土再战埋下隐患。四次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成为战争时断时续达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1601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

1601年1月,在朝鲜汉城发生了一场明军逃兵绑架差官、破狱劫囚的骚乱。朝鲜政府本欲剿杀乱兵,后经明朝将领叶靖国说服而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呈现了明朝与朝鲜朝政治交往中的诸多细节与复杂情形。通过考量朝鲜政府应对逃兵事件及逃兵问题的心态和对策,可以发现在“事大至诚”的模糊表象下隐藏着其矛盾、复杂且多变的实际诉求;而透视本次事件,也可看到,“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逃兵成为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奇”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

"奇"这一范畴最早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它是和"正"对举的一个范畴.<孙子兵法>进一步阐发了"奇正"理论,后来人们逐渐把"奇"这一范畴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不仅在诗文批评领域里,用"奇"来把握作品总体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趋向,而且在小说批评领域里,也经常用"奇"这一范畴来评点小说文本.明清小说理论中尚"奇"的审美趋向经历了从"以幻为奇"到"不奇之奇"的发展阶段.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