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过渡问题”——以对斯密“商业化”理论的批判为视角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反复思考的重要母题，也是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歧所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斯密关于“过渡问题”的“商业化”解释做出了决定性的批判。他首先突破了斯密分工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发展序列，进而重述了过渡的逻辑支点、动力机制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历史性的科学”，它突破了抽象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的表层对立，在“社会—历史性”维度中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本文从“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相互作用和关联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提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接着,沿着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分析理路,文章讨论了斯密动力形成的社会条件,并进而从财产的法律制度在资产形成和市场运行中作用机制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就会发现,“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论马克思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对斯密的“两个生产劳动论”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的理论。马克思认为 ,任何具体的生产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的统一     

同情:和谐的社会发展观--对亚当·斯密的新解读

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思想深邃的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情”作为斯密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往往被人们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忽视了“同情”理论所隐含的和谐思想。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时,重新认识斯密的同情思想,将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帮助和启示。     

西方经济伦理的确立——论斯密市场模型的伦理价值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其独创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模型,成为经济学的开山始祖,以其“经济人”假设,开现代管理理论之先河,对后来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然而,“经济人”假设却被人们理解为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的具有非道德特性的单面人,受到了后人的多方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斯密的学说,更忽视了斯密市场模型在西方伦理精神变革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斯密市场模型是对启蒙时期伦理难题的市场化求解,他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的最终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市场是"无形之手"还是"有形之手"

本文说明了斯密的市场“无形之手”学说其实是“有形之手”学说,认为将市场视为“无形之手”既不符合斯密的本意,也不符合各种市场的客观实际,还会给我国市场化改革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困惑,增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本。     

斯密价值论中是否存在“购得劳动”这一说

近年来有人对斯密价值论中是否存在“购得劳动”这一说提出疑问。这里,针对疑问提出者的诘难阐述以下问题:李加图是否误解了斯密?马克思是否又跌进李加图的误区?李加图和马克思对“购得劳动说”的揭示和批判有什么区别?     

论总量分析框架的复归——马克思总量分析思想之解读

一回顾经济分析的发展历程,作为纯理论争论,不外乎是两种分析方法的对立:一种是古典传统剩余理论的“社会关系”分析,另一种是新古典传统供求理论的“技术关系”分析。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始于英国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斯密运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协调机制,随后李嘉图通过使用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规律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的实现机制。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     

论“斯密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何处理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假设,以及如何理解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这是人们在思考斯密问题时所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笔者通过重新解释斯密问题,试图将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假设和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特征统一起来,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当代经济学难题的一个途径。重新解释斯密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启示。     

试析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已成为我们面l陆的重大课题。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中外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答案,但都不尽如人意。针对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等,应是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斯密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的一个述评

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以“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此后，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并以“看得见的手”来比喻企业内部的管理。奥尔森在1999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把长期垄断权力、成为坐寇而减少掠夺这样的一种“机制”称为“看不见的左手”．并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定义为“看不见的右手”。     

腐败缘由：与社会控制有关的社会基本情况和社会控制条件衍变浅析

腐败缘由：与社会控制有关的社会基本情况和社会控制条件衍变浅析田克俭按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能自发地调节和推动生产的进行。斯密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通过竞争和市场交换，这种个人追求自然...     

对斯密“同情心”和“自利心”概念的再解读

“同情心”概念和“自利心”概念是斯密“两论”(《道德情操论》和《富国论》)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两个核心概念作深入的再解读。     

试论马克思分工理论对斯密分工理论的超越——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分为绝对意义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在此基础上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两个层面。在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二者有相通之处。而在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视角下，斯密只研究了企业内分工，马克思既研究了企业内分工，也研究了社会分工；既在生产力层面对分工进行研究，也在生产关系层面对分工进行了研究；既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产生和相对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也分析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全面超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启示我们，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而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限制相对剩余价值的扩大是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方法。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学、市场与道德:“斯密问题”的发展与超越

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在《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他”.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斯密的两大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但是,此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律学中演化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由人性基础引发的对道德因素在学科中的影响的讨论.“斯密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演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即经济学本身范式中应不应涵盖以及如何涵盖道德内容的讨论;另一个方面则是由对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发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讨论.     

亚当·斯密与国家的道德困境

通常认为,亚当·斯密只是为市场社会奠定了道德基础,而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式的价值中立者而存在,实则不然,斯密同样关注了国家的道德基础问题。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早期近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国家面临着双重道德困境：其一,对内而言,国家建立的道德困境;其二,对外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道德困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性主义路线不同,斯密从情感主义路线出发,赋予了国家以道德情感基础,并进一步展望了奠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道德基础的可能性。考察斯密关于国家道德基础问题的论述,对于澄清斯密国家理论的部分误解具有重要意义。     

亚当·斯密只断定“分工起因于交换”吗?

《经济研究》1984年第二期刊登了赵惠明同志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的文章,赵文认为不能否定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源于交换的命题。刘佑成同志在《人文杂志》1984年第五期上撰文,提出了与赵文绝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是错误的”。但赵刘二人立论的前提却是相同的,即都断定斯密认为分工是     

亚当·斯密“利已”思想新探

亚当·斯密是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他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是从分析分工、交换开始的,而所以会产生交换,是由人类的本性“利已心”所引起的。对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的反映。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够公允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     

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

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