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传统村落视野下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 --闽西武北客家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在以往的客家村落社区研究中,论者较多地着力于巨姓大族的考察,而对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却鲜有论述.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对闽西武北客家村落近20个小姓弱房的宗族、神明信仰、婚丧节庆、思想意识等方面作一较为全面的论述.分析祖先崇拜与神明崇拜在小姓弱房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功能,指出小姓弱房在村落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通过这一研究,作者认为,小姓弱房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其相对特殊的生存模式,而这些相对特殊的生存模式又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社会心理和人文性格,所有这些都与巨姓大族的宗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村落文化.因此,小姓弱房与巨姓大族一样都是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传统客家村落社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民间故事、地方传说与祖先记忆——以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为中心

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是明中叶以来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珠玑巷移民故事由民间故事形态向地方传说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演绎出的一种用于诠释地方宗族祖先来源记忆的典型性叙事模式。在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族群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地方社会在族谱叙事中竞相增添和删改罗贵传奇的特殊情节与关键细节,演绎出符合各自需要的叙事文本。因而,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性、宗族性与族群性的社会烙印。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论文化转型

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化转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变迁又催生了社会转型.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起着价值引领和整合协调作用.分析起来,后现代社会主要发生了五大形态的文化转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转型,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这些分属不同层面的文化转型,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基于道德自律的文化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基于道德自律的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内驱力,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归宿,是实现社会认同与整合的重要手段.但规范失灵和规范真空的出现、社会组织结构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型、社会流动加快、思想领域由简单向复杂的转型、"熟人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等等,迫切需要加强基于道德自律的文化建设.其路径选择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文化社会化的机制建设,在结构平等的草根组织中演练公民文化,文化建设中党要先行.     

论康熙研究的新阶段——兼评宋德宣的《康熙思想研究》

一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叶,世界上出现了蜚声全球的三大君主:即中国清王朝的康熙皇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和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创造了“康熙之治”,引发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发展高峰,康熙素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界。世界上凡是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一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论着中国的康熙。康熙健在的时候,西方人已经为康熙的聪明睿智和卓越的政绩所惊异。一六九七年,法     

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与家学

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 ,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陈郡谢氏作为当时一流的文化世族 ,在两晋之际由儒入玄 ,在东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名士家风 ,代代相传 ,大大提升了谢氏的社会地位。在宗族内部 ,谢氏则恪守礼法 ,维系宗族的团结 ,使之长盛不衰。谢氏子弟多爱尚文学艺术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宗族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对调节本族内部的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的各类税赋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各地的宗族法规多在政府的授权或允许下制定出来,既有对前代宗族法规的继承,也有对本朝法律的借鉴.本文分析和研究清代宗族法的存在条件及其制定、执行过程,对宗族法和国家法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全面揭示了清代宗族法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 ——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中的路径选择问题。由地方政府发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既是一个地方城市化政策的先行尝试，也是不同地方政府间治理协同的过程。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推进中，还同时面临着市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博弈。总体上看，特色小镇不但应该纳入国家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也应该尊重地方政策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城乡治理合流中实现产业转型、人口导入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融合。     

保甲制度与宗族势力的调适与冲突——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地区为例

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曾积极利用宗族力量来维持其在乡村社会的统治,但强宗大族也会对国家的乡里政策起到滞碍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政权积弱的时候。民国时期,宗族势力与国家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之纠葛尤为明显,二者相互影响、相与为用。本文以广东为例,谈谈二者的调适与冲突,并反思民国以降中国乡村治理的劣化倾向。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累世同居的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受到过宋、元、明三朝旌表,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义门郑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具有独特形态.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私塾族学也很著名.<郑氏规范>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郑氏规范>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     

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

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不是一个简单的现代取代传统、新知战胜旧学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中心辐射与地方回应之间交错互动的复杂多歧过程。上海辐射江浙地区的各种文化因子对地方读书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些文化因子也深深锲入了地方读书人在当地社会的权势争夺,深刻改变了地方权势结构变迁的走向,从这一过程可以略窥清末民初中国“走向现代”时以往较少被人所注意的一些历史面相。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