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研究梳理

在党的十八大上,＂自由＂一词第一次与＂平等、公正、法治＂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要求写入执政纲领中。对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思想的内涵特点及与之相关的方面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自由＂内涵的理解,避免走入＂自由＂的误区。理性看待当今＂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而在社会主义自由意识的指导下,为促使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化、具体化和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从思想文化传统转向现实政治实践: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与儒家文化传统关系的再梳理

在"实用化的政治价值"的审视之下,汉语思想文化界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一直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功利化"诉求的困扰.我们今天思考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时,不能把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或希望都归结到儒家文化传统身上;也需要参照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在现实政治实践层面呈现出的复杂关系,将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置于现实政治实践层面之上,考察儒家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分离的政治发展进程、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互补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乌托邦--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儒家发展困境之探讨

新儒家在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冲击而日益式微的境况下,以恪守儒家经典的方式,寻求道德本体层面上的现代意义世界的重建,虽然使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得以学术上的薪火相传,但它却没有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从而导致了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失败.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霸权,新儒家亦未能提出创新性的文化建设策略,这样也就不能有效地回应全球化给予文化冲突、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论道德敬畏

道德敬畏真实而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生活之中,道德和敬畏具有本初的统一性。关于道德敬畏,其主要有神圣性、崇高性、渗透性、超越性等特征。在整个人类道德的发展史上,道德敬畏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前资本主义阶段之畏惧中的服从,资本主义阶段之异化中的崇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自由中的敬畏。道德敬畏的基本功能不仅在于道德自身的超越完善,而且通过个体道德敬畏的确立还起到在现实层面上对个体道德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强烈保障作用。     

借鉴儒家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儒家文化能够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中国行之千年而不衰,除了儒家文化更合乎当时的社会需要之外,还取决于儒家文化成功的普及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与儒家文化的普及在目的、对象和内容方面存在的共同点,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可能借鉴儒家文化普及经验,形成形而上层面、制度层面和生活层面的三位一体的普及方式。     

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     

自由的二元性理论及其社会意义——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自由内部的二元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构成了政治现代性发展的内在张力。自由理念构成正义的道德基础,消极自由关联市场正义,积极自由诉求社会(分配)正义。消极自由具有抽象性、形式性和保守性,片面坚持消极自由必然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统一的。积极自由是实质自由,积极自由的价值理念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以及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底线正义,反映了人类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人的四种善恶类型及其关系

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社会存在者,从道德视域以及社会褒贬的程度看,可以将之区分为积极利他型、消极利他型、消极利己型和积极利己型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为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公正为导向的现代社会,在提倡向积极利他型者学习的同时,应使消极利他型与消极利己型两类人的数量增大,并尽可能地限制积极利已者的数量.     

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才是导致官吏作风腐化以及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过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达到了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信息人假说”的当代建构

信息是构成世界与人的基质。信息社会与网络时代所构建的“虚拟时空”,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对人性的传统认知,使得以往种种关于人的本性假说在信息网络时代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人”是活动主体,是网络伦理所要调节规范的道德对象,同时也是网络精神的主要体现者。网络社会所赋予“信息人”的自由、平等与多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也是信息人作为网络伦理的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需要。这种人性需要,为信息科技推进网络自由、共享、平等、多元提供了社会动力,也使得“信息人假说”有了现实的基础与依据。“信息人假说”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更本质层面即信息交互作用层面,重新透视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将为人们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的人性假说,获得网络时代人的行为解释的特定视角,求得对信息时代网络伦理与全球伦理发展的重要突破开拓一条全新的道路。     

承担与隐逸——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心理动因分析

朱自清敏锐善感,经常觉得生命不堪重负;但他又有平正的理性,不许自己陷入颓唐。一方面,他从现实批判和伦理承担两个层面来直面人生的沉重,体现出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转换儒家文化合理内核、完成自我道德升华的思路。另一面,他又时常隐逸到自然之美和女性想象中舒展自己的心灵。心理人格的多重性,造成朱自清散文风格的多样性。     

论道德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道义支撑

伦理道德是和谐社会的重要道义基础.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可以为其经济基础提供双向道义支撑.伦理道德价值渗入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之中,可以使社会获得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而为公众广泛认同.道德作为价值工具可以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自我完善提供具有理想意义的价值追求目标,对于凝聚社会民心、提升社会文化境界、振奋民族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动力.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未完成的中国现代伦理学

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在近代既为社会变革提供着基本的精神动力,却必须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否定和超越,在这一困境中,近代以来道德学说呈现为不同的三种知识形态,即道德的社会批判学说、道德本体论学说和建构现代伦理学的尝试。在现代伦理学应当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论表达、应当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哲学抽象和应当具有现代的知识形态的意义上,中国的现代伦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