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社会治理路径创新:信任与合作秩序的视角

信任与合作秩序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及其叠加效应导致了合作秩序的脆弱,并导致社会治理的低效。而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从观念、制度和行动等层面重建信任,扩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即以社会中间组织为载体重构集体认同,以制度政策的完善提供明确的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公共交往体系,从而不断深化信任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论我国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

在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出现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剧烈震荡性的公共意识的现代缺失.如何促成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实现公共意识的现代转型,是理论工作者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文章从我国公共意识现代重构的根据、原则和路径三个层面出发,力图依照结构主义方法探究我国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在学理层面上给出我国公共意识现代重构的一种可能版图.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在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无宪法即无行政”,随着威尔逊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公共行政慢慢游离于法律。随之“行政国家”出现,宪政模式也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一种管理主义的复兴,由于逐渐脱离了宪政的规制和导引,引发了公共管理宪政基础论的重构。考察公共管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历史演进,不难总结出脱离宪政的公共管理,不利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现。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论当代西方政党意识形态演变中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公共行政改革取向,在20世纪90年代被“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标签化,从实务层面转变为学术思潮,并成为引导公共行政改革的世界性浪潮.新公共管理往往被归类为管理途经的.但是,新公共管理实质上与政党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勾联性,是政治途径的；管理途径的新公共管理只能在政党政治和宪政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目前,政府需要实现由“主导者”向“协调者”的转变,重塑政府角色。这需要从政府微观结构人手,在职能结构层面．重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逐步将危机管理整合到公共管理体系中,由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向常态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逐步实现公共危机常规化治理;在权力结构层面,明确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要条件,合理界定国家紧急权力的权责边界,逐步实现紧急权力规范化运行;在运行结构层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积极参与,逐步构建“多元协作”的危机管理格局。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检察机关探析

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诸多不同角度中,宽域视角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共管理研究的宽域视角出发,应对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进行广义理解.从“大政府”的观点看,公共管理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从宪法地位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之一,是公权力主体,属于公共部门.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参与执行公共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参与公共管理.     

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平日的角度来看,节日期间人们的生活处于非常状态,带有集体"着魔"的特征.节日以公共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础,活动过程带有戏剧表演性质.它所追求和创造的,是集体的文化认同、公共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社会环境.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探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认同路径

无论从角色还是群体视角上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关涉着“做什么”和“是什么”的认同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主体,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征程中建构了合法性认同、反抗性认同和重构性认同。也就是说,在建构中国社会时,合法性认同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民、反抗性认同导致了某种共同体、重构性认同创造了一个主体。这三种认同涉及是如何、从何处、通过谁、为了谁而建构起来的问题,分析它们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此《决议》的认同路径。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

近年来,返乡青年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具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返乡青年呈现较真实的乡村视觉符号,实现了乡村再出场,并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以完成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乡村的在场性;其次,在脱嵌与再嵌入的身份游移过程中,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并不断在自我确认的“自适应”和互动反馈的“他适应”中进行身份调适并实现身份重构;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地方”的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大众围绕短视频互动形成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并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但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使被祛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理想消解现实。     

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中国社会稳定演变的内生逻辑

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共同体的“家天下”,到建国以后地缘共同体国家认同地域化的转变,再到精神共同体“乌托邦”的国家期许,我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国家利益主导型、国家主导下有限社会利益共存型和完全社会利益型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状态呈现出超稳定、地缘拉锯对抗和社会失重三种特征。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演绎出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虚拟共同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得国家认同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地巩固、分解和重构,这也必然导致社会稳定走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过程中正义观念发展进路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正义问题就成为人们诉诸于社会制度的主题,成为评价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伦理价值尺度.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与公共管理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的嬗变相互交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层面和范围追求实现正义的进程.     

初步构建上海城市社区化公共管理的制度框架

伴随着农村村民自的开展,“社区”作为城市公共管理的一个“试验田”已悄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城市社区化公共管理将是推进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民主化、法制化的基础工程。本文从城市社区化公共管理兴起的社会背景入手提出社区化公共管理的创新模式,并通过与现行模式的对照,探索有效可行路径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社区共建模式”的组织功能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