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日作战电影的战争胜利叙事模式比较

“二战”题材的影像文本不断深化和丰富着对历史的镜鉴与反思,并在艺术设置上精心构建了多样的叙事模式,如“战争胜利”模式、“英雄成长”叙事模式、家国叙事模式等.中关对日作战电影在运用这些叙事模式建构故事情节时,因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诉求、国民意识形态和个体精神境界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深层支配功能.本文通过对中美对日作战电影“战争胜利”叙事模式的不同表现形态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力求进一步揭示和剖析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及深层艺术规律,从而深化认识中关战争影片的叙事性特征.     

方言电视剧评析

方言电视剧是受众分众化时代产物。突出地域性的本土化定位、立足底层的平民化叙事、注重异质性的方言化表达、追求愉悦感的喜剧化审美是其艺术特征。“方言化”的追求既使其在观众自我认同、愉悦审美中赢得市场，又使其囿于方言叙事而凸显“颈瓶”负效应。     

戏剧现实主义的新拓展——论沈虹光戏剧创作所受契诃夫的影响

沈虹光喜爱和欣赏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她的戏剧创作深受契诃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创作题材上,着重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并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日常叙事与心灵开掘相交织,昭示出心理现实主义祈向;在表现方式上,着意于对人生遭际和心灵冲突的喜剧性观照,使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相交融,以激发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在艺术追求上,着眼于从平淡生活中发掘潜在的诗意,使诗情与哲理相融合,昭示出诗化现实主义意向。沈虹光剧作中这种内在化开掘、喜剧化观照和诗意化表达,具有较强的心理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有效提升了我国当代话剧创作的水平,有力促进了戏剧现实主义的拓展与深化。     

“黑色幽默”与中国大陆喜剧电影——兼论“黑色幽默”片与“黑色喜剧”片的异同

近年来,电影评论中"黑色幽默"有被泛化运用的态势,且与"黑色喜剧"混用。其实"黑色幽默"虽然难以界定,但有基本的文本特质;与"黑色幽默"有关的中国大陆喜剧片中有典型的黑色幽默影片,有不够典型的黑色幽默影片,还有被误读成黑色幽默的影片;而"黑色喜剧"片与"黑色幽默"片在来源、选材、人文内涵、叙事方式等方面差异明显,当然也有相似点。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先秦史述体战争散文论析

《左传》之中的史述体战争散文是先秦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体式。与《春秋》相比,它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叙事体例上,从编年叙事走向本末叙事;叙事方法上,从笔法自觉走向章法自觉;叙事动机上,从政教劝惩到历史反思与文本娱人。其历史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礼的高度关切,对于人事的高度关切,对于贵族风采的高度关切。     

试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手法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喜剧手法的成功使用，使中国小说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主题、以喜剧场面刻划人物复杂性格、以乐衬悲的反衬艺术、喜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等。这与中国古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甚至宗教观，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世纪以来大陆喜剧电影的美学症候、文化透视及理论省思

新世纪以来,联姻消费市场的大陆喜剧电影在“笑果”制作上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之时,也使得其成为文化投资者们“圈钱”的“新舞台”。高票房收入的背后,暴露出了大陆喜剧电影在喜剧立足点飘忽不定、喜剧价值观模糊以及任由喜剧电影滑向低格的感性之乐等艺术症结。喜剧品格的萎缩及虚无主义狂欢的盛行,与喜剧思维的偏离、喜剧意义传达的随意与任性不无关系,加之商业美学放弃艺术的抵抗性原则让不少喜剧电影成了单一的浅层消费符码。健全的喜剧电影,不仅需要有理性的构思能力及艺术策略来呈现当下社会现实矛盾和人性自身缺陷所内蕴的喜剧性,而且也要在艺术创造的自由境界中于人与社会之反常、不协调等所导致的可笑之处来实现对自我乃至现实的审视、批判和超越,这才是大陆喜剧电影应有的叙事伦理及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

小说插图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全像和绣像,无论是哪一种插图形式,都具有图像叙事的特征.图像叙事主要体现为对某个情节的“最有孕育性的顷刻”的把握,把这个“顷刻”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图像叙事.图像叙事的形式虽然是时间的空间化,但从本质上说,又是空间的再度时间化.在小说插图中,叙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单情节叙述和多情节叙述.在图像叙事的情境下,特别是在并置型的图像叙事中,作者可以同时对几个故事情节进行叙述;而从阅读方面来说,亦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体验.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甜蜜之家”:《宠儿》的空间解读

空间叙事是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甜蜜之家”是莫里森小说《宠儿》空间叙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奴隶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渗透着作者的人性关怀和种族意识.“甜蜜之家”呈现了空间、权力和身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成为“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重要场所,其空间机制促使并表现了弱势种族的他者化,为莫里森主要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命运定下了基调.     

神魔共舞的狂欢化叙事--《红高梁家族》中莫言的叙事特色

莫言的<红高梁家族>以其宽阔绚丽、天马行空、横溢恣肆震惊文坛.已往的批评者大都以神会的方式对其主题、语言、文化等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试图从叙事学入手,探究<红高梁家族>在叙事态度、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这一特质,揭示莫言狂欢化叙事的内驱力,并略述这种叙事的意义.     

明清小说评点章法概念析

“章法”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从传统“小学”引进的结构概念。起结章法属于古注语的篇法 ,表现小说叙事的层次特点 :遥对章法近似古汉语的对比修辞 ,表现了章法的层面 ,构成叙事的情节和话语关系 ;板定章法指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 ,形成小说的程式化叙事。章法概念与字法、句法统一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 ,形成了文本叙事的语言表述层次 ,又与建筑概念和戏曲概念共同建构出小说叙事的时空结构。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     

论喜剧的美学特征

“喜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美学的一种基本范畴,二是指艺术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喜剧”,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喜剧”是指戏剧中的喜剧、带有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的“喜剧”仅指戏剧中的喜剧。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作为美学基本范畴之一的“喜剧”。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写物主义: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叙事情感

20世纪 80年代末期至新世纪初年 ,中国文学的叙事情感呈现出写物主义的倾向。理想的丧失导致了激情的消退 ,普遍的感伤与冷嘲使叙事主体采取冷漠的旁观 ,对现实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缺乏悲剧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情感修辞上 ,文学叙事从拟人与移情模式走向了拟物与泛情模式 ,主体与对象从“我—你”关系走向了“我—它”关系 ,变成了“物的文学” ;叙事情感的时尚化与消费化倾向 ,使真实的、自发的情感被反复复制的、类型化的情感空壳所取代。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经验与反思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体现为“六个结合”:理论创新上“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理论武装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取向上“真理”与“价值”相结合;理论表现上“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理论功能上“大众化”与“化大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大众意识的迷失”、“大众魅力的旁落”、“大众情结的淡漠”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一旦缺乏了掌握大众的意识,吸引大众的魅力,心系大众的情结,又如何能“大众化”呢?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