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的活动曾与江南市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活动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镇经济的繁荣,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 闽粤商人集团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其经商人数之众多,商业资本之雄厚,活动地区之广泛,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人张瀚曾云:“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而兴泉地     

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

明清时期,寓居杭州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商品流通领域,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布号与布庄,是明清时期江南城镇中的棉布业商人组织。就布号与布庄的活动进行考察,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在明清江南市镇活动的认识。     

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之异同

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之异同蒋正华（商丘师范专科学校）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出现了许多商业性的集市，但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南北地理环境、社会风尚不同，所以南北集镇与市镇的发展既有相似的一面，又...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以浙东南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达到高潮,表现在浙东南,一方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军镇数大量增加,有的军镇已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以市为核心的经济性市镇出现了历史性大发展地域分布日趋广泛,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分工逐渐明确,城市的萌芽初具.这是该地生产经营的扩大与乡村阶级分化加剧的产物.但是,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且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原本处于后发地位的浙东南,跟苏南、浙北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趋扩大.     

从朱泾镇看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控制的非强制性方式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在“王权止于县”的传统社会,为保证市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官府与地方社会通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方式加强对市镇社会的控制。官府控制和引导国家意识形态、兴办公益事业、建立地方上层和下层“互惠圈”是社会控制的非强制方式,非强制性社会控制方式是强制性控制方式的有效补充,其在保持市镇社会稳定,特别是市镇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及进一步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非强制性控制更能有效地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地方社会的发展。     

明清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形成——以江南市镇为例

明清以来 ,江南水乡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信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首先 ,对历史上治水有功的杰出人物进行神化 ,或把佛道的观音、龙王等神区域化 ;其次 ,在神化华佗、药王的同时 ,妄用医巫到了变态的程度 ;复次 ,在战后的生活与生产中 ,重塑了保佑地方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人与神。灾害 ,长期而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 ,以及生命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无奈与随机偶然 ,决定性地影响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们的意识与信仰     

试论近代江南市镇的城市化

明清时期,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市镇生成一种自然演进的城市化发展形态。这种城市发展形态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小手工工业基础之上,是一种原生型城市化。近代以来,市镇也面临着向近代化的转型。由于一些原因,近代市镇没能够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大多成为了依附于大城市的城镇。中国的城市化没有选择市镇型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近代化的城市发展模式。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南宋时期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在全国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着重就此期江南市镇的基本类型与特点、人口规模与结构、社区布局与管理、社会生活与风气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许多江南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 ,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 ,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商品粮需求最大的地区,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在利润的刺激下,积极从事粮食的转运、销售活动,成为江南粮食市场的主力军,徽商的经营活动,满足了人民对粮食的需要,稳定了江南的粮价,促进了江南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在新安画派的形成发展中,徽商起到了重要的"酵母"作用:一是"贾而好儒"的徽商收藏了大批前代的法书名画,为新安画家提供了鉴赏、学习、研究的宝贵艺术资料;二是好客尊士的徽商以优雅的园林、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书画名家蜂拥而来,从而为画友们的聚集、切磋、交流创造了良好的艺术环境;三是腰缠万贯的徽商为画家们周游四方、拓宽胸臆、广交游、会画友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徽商经营的刻书业和制墨业中的版画艺术和墨谱设计,也为新安画家提供了难得的营养。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概述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染指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徼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微州的文化氛围和徼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以及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中可以看出徼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商感恩情怀的探究

16至18世纪，徽商称雄商界长达3个世纪之久，创造了商界的奇迹。他们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带到了经商实践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贾道和营运型式。以诚实取信于人．多行义举，在其家乡以及聚集的侨居地，实行互济的道义经济等，他们时刻铭记感恩为本，以种德彼此熏陶，为徽文化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

江南地区是中国市镇发育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华北地区则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体系形成较早的区域,但公元12世纪以后,华北的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江南,直到近代华北的市镇不如江南发达。文章从市镇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方面研究江南和华北市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从市镇的发展情况、市镇的分布格局、市镇的经济功能———功能定位和市场发育等方面研究它们的差异,进而探讨近代华北市镇发展落后的原因,以期为当今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明清徽商的新村建设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崛起的徽商把大量资金回流徽州大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村建设活动,在创造徽州古村落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的同时,文化教育也独树一帜。徽州古村落蕴含着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积淀下来的生态学思想、生存智慧与崇文重教风尚,对于今天的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仍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时期经济中心转移与江南市镇的衰落——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明清时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市镇经济发达。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在缓慢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江南市镇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增长极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