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对比

赫斯和马克思是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相近思想兴趣的两个人,因为都有着对当时社会中人类苦难的特别关注与极度怜悯,而有了寻找苦难根源及寻求改变当时人类苦难之良方的志向,他们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可以说"人道问题意识"是他们心头共同的用一生的行动探寻和思索的问题意识。如果再追问他们是如何探寻"人道问题"的,则发现他们一直在试图克服"受苦者的目光",即试图解决人的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     

身经磨难而矢志无摧的人——记潘痴云、周邦立同志

一在《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这本书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也在"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却遭受过痛彻心肺的苦难。但他们矢志不渝,给世人留下了相当可贵的精神食粮,这是令人非常敬佩的。这其中就包括潘痴云和周邦立两位同志。     

历史禁忌消隐后的苦难神学

新时期文学苦难叙述起源自作家特定经验.苦难的本质即在社会对人的背约,作家们的苦难叙事具有自我救赎的文化含义;由于苦难密切联系着政治社会的宏大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作家普遍存在对苦难的意义膜拜,创作上"诗到苦难为止",这决定他们的文学叙事缺乏对苦难的审美哲学提升.     

苦难及其救赎:张炜创作中的文化主题

苦难与救赎是文学表现的基本主题之一。张炜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都贯穿了这一主题,表达了他对人之生存苦难和大地苦难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对于这种苦难,张炜所昭示出的最根本的救赎之途就是：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和征服的态度,回归自然,固守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实现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但是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无法拯救从农业文明转变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人之生存苦难和大地的苦难,所以这一救赎策略是失败的。这种苦难的救赎,只能寄希望于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回应韦君宜》作

“认识你自己！”这是很难的。韦君宜在饱经沧桑的暮年做到了。她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大背景下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从而逐步认识自己的。 认识古代史之难,难在人物已杳;认识当代史之难,难在许多当事人或利害攸关者还在。遭受苦难的人回顾历史而痛定思痛;制造苦难的人,难免因别人回顾历史而触到痛处,于是而有掩盖历史,讳莫如深,篡改历史,混淆是非,甚者则欲销赃灭口,扼杀记忆,以掩天下人耳目。 然而我们不但要回顾五十年的历史,也要回顾百年的历史,不但要回顾百年来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还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背景上来重新认…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论汤显祖"情"之哲学的文艺思想

汤显祖在其诗文创作中不仅探讨了至善之情对于不合自然人情的封建之“理”及框范人情感传达的作文法度的超越,而且通过对作家应达到的心灵境界的认识,指出作家在创作表达上应如何突破写作规范的限制,找到为文之道,游刃有余地以各种文体传达情感。     

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尬的主体位置

农民工的命名是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的结合,在全球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他们遭受着自由市场和国家体制的双重压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工被呈现为两幅面孔:一是作为社会进步的表征(20世纪8、90年代之交);二是作为社会苦难的象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样两种面孔与农民工既非工人也非农民的主体位置有关。这种尴尬的主体位置使得昔日占据国家主流位置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工得以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之中,但他们彼此却视而不见。在发达地区放开户籍制度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变成都市里的新市民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成功地获得了农民工等低阶层的霸权效应,占据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外来工有没有可能形成其他的霸权表述或者历史性的主体位置呢?     

抗战反思文学思潮的独特品格

在历史转折时期或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大苦难的年代,总有或大或小,或隐或现,或先或后反思文学思潮的涌现,从文学上最早透露出社会或文学变革的端倪.     

打工文学的精神引擎——从《纪念碑》到《城市,也是我们的》

打工文学的精神主题及其审美表达是一个未被充分阐释的话题。优秀的打工文学文本蕴含的对打工现场苦难的超越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最近20年来打工文学健康发展的精神引擎。批评家对打工文学应抱同情之批评、理解之欣赏、厚爱之研究。     

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

当代中国丰足而鲜活的苦难叙事资源,却未能孕育出多少令人震撼的苦难叙事文学.建国初期苦难因作家的自觉遮蔽而缺席;"右派"与"知青"作家的激情粉饰态势使苦难的表达产生了话语的变异;创作上的当前意识导致了苦难叙事"彼岸性"的缺失;对某种假想价值的自我迷恋使超越苦难有了虚幻与刻意之感;怜悯效果的修辞导致了苦难叙事崇高感的匮乏.作家自觉而深刻的苦难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种种历史局限.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

儒家推崇情之真并以之作为"仁"、"礼"的一个核心标准,这种推崇蕴含着以情之真涵盖情之善的理论路向,并最终导致了情之真与情之善问冲突和紧张.儒家对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揭示和消解努力,在心性伦理的形式下不可能普遍有效.情之真与情之善紧张和冲突的消解之方来自社会现实而非心性之内.     

南朝"竟陵八友"诗风论

南朝竟陵八友的诗歌因与齐、梁诗或永明体诗的关系素来遭受诸多批评。他们表现声色、采丽竞繁、玩情弄性与感怀兴寄、平易自然,构成了自我诗歌风格的复杂状态。同时,竟陵八友发展了谢灵运山水诗清新而富有情韵的一面,淡化玄理而亲和自然,使山水诗更具山水的韵味。     

“大团圆”我见

一、如何看待“大团圆”的间情作用? 对“大团圆”持肯定性评价的同志,认为它具有“间情”作用,能缓和悲剧激情,使悲剧的欣赏保持正常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一说法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因为,悲剧的苦难可以使郁闷在人心当中某些不健康的情感得到宣泄和发散,“大团圆”却使这种功能受到限制。悲哀、愤恨之情刚刚产生,很快就被喜庆团聚或者复仇之类的肯定性场面所控制,如同刚刚开启的闸门马上就关上,正要奔涌而出的否定性情感又被关在心灵之内,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人的情感世界也是一池活水,只     

再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赵逵夫先生认为,《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仿士冠辞而作。其所列论据无一确凿。《橘 颂》中透露出作者已遭受到“背楚亲齐”的谗毁。诗人借歌颂桔树扎根南土的“不迁”之志,抒发自己对祖 国无比的忠诚眷恋之情,以辨其诬。其创作时间应在楚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３１１年。     

王任叔:“鲁迅著作的追求者”

<正> 执著于写出破屋下受伤灵魂的王任叔,以描写其故乡浙江奉化连山乡大堰村生活的乡土小说为人瞩目,他以拳拳的乡土之情,描述故乡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剖露农人们麻木的灵魂;勾画乡村社会的衰败与骚动,录写故乡人反抗的呼声;摄印乡村封建势力的缩影,透视变动中的宗法社会,形成他乡土小说朴质自然的独特风格。1923年《小说年鉴》的编者指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从三首词作谈李清照词中的情

文章以情为纲,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李清照有代表性的三首词作,认为李词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描写情:以生动形象寓少女之情,以灵巧之笔抒眷恋之情,以平淡之词写沉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