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医患关系治理中的法律父权主义——从知情同意权切入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演变,呈现了法律父权主义对医疗父权主义的取代历程。这种取代主要缘于医生信任机制的破坏。人类对纳粹医师"独裁专断"的反思,促成了知情同意的制度化。但在该制度的具体运作中,患者知情同意权面临信息、能力及价值障碍,而医生告知义务则遭遇医患关系内容被异化、伦理义务被弱化及对立面被强化的困境。反思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的医患关系,以期让法律更好地适应医患关系的现实要求。     

论诊疗活动中患方的知情同意权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方制约医方滥用诊疗权的一项权利,其产生源于患者对医师的不信任。随着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患方的知情同意权逐渐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涉及诸多方面,情况十分复杂。医疗机构滥用医疗同意书是由于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误解。在医师尽到说明义务且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医方虽没有过错,但仍发生了医疗意外,医方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民事视域下知情同意权的权利基础及规则建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以民事立法的方式明确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规则来自于英美法,如何融入我国既有的民事权利体系是个重要问题。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该权利并非独立的民事权利。民法意义上的“知情”和“同意”两项规则可以从合同关系和侵权责任两个层面分别建构：医疗机构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可以产生违约责任,除了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实际履行、解除合同等责任形式;而同意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即便没有造成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单纯侵犯同意权本身也可构成独立的医疗伦理型侵权行为。为了便利于患者寻求合理的救济,我们应当准确定位知情同意的权利基础,在我国民事视域下重新建构知情同意规则。     

论侵犯知情同意权的类型

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医疗纠纷是医院和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医疗纠纷进行类型化研究，分析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结合现实案例，对侵犯知情同意权纠纷类型划分为：未取得患者同意而实施治疗行为、告知义务存在瑕疵以及侵犯知情权引起的纠纷三种。     

辩证地看待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种法定权利,包括知情权与同意权。根据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思想,患者的这一权利既伴随着医方的义务,也伴随着患者自身一定的义务,因而该权利的真正实现需要医患双方辩证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积极地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当然主要依赖于医方义务的积极履行。     

权利互动视域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从剖析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可以发现,欠缺考量患者知情同意权依存性的研究,无法应对当下中国复杂的医疗实践。只有在健全患者知情同意权保障机制、疏导正当分歧、消弭非正当分歧的基础上,建立强患者知情同意权主义的制衡机制,防止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滥用,并促使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治疗决策权均获得长足的发展,才是最大限度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推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及医疗事业的稳步前行的或为可行的出路。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构成要件

医患纠纷中,患者常以其知情同意权被侵犯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必须对知情同意权及其构成要件有个正确理解,同时,医方又要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有如此,医患双方才能正确行使或履行知情同意权。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梳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思考

知情同意权在医患关系中是患者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虽在有关立法中赋予患者这项权利,但知情同意在医疗事故中并未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来,更没有提到知情同意权。在实践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经常被侵犯,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从法理角度来阐述保护患者知情权的理论根据非常必要,患者知情同意权应受到法律保护。     

医疗纠纷中的知情同意权

目前,引起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在分析知情同意权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加强沟通与完善立法是落实知情同意权、进而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     

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之重构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及其家属的一项重要权利,但不少案例表明:一方面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同意权又被任意滥用,这与传统理论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构建不足有很大关系。仅强调对患者人格权的尊重这一法理基础,将会陷入对同意权的过度保护甚而导致对同意权的滥用;只有在知情权得到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患方知情同意权作为一个整体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重构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同时,患方知情同意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也提出了重大考验,需对我国患方知情同意权的宪政建设提出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     

论医师告知义务的履行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告知义务作为医师的法定义务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对于医师告知义务如何履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各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冲突。结合现行的有关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法律规定、相关司法实践及临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分析我国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标准、主体和对象、内容及要求。     

知情同意制度与医患纠纷防范

近年来,医患矛盾有增无减,分析其原因,有许多矛盾都涉及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问题."知情同意"是现代医学伦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亦是医疗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审视和研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问题,落实患者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推进医学事业的发展.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度

在看似统一的“患者利益至上”目标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内部蕴涵着冲突与矛盾,其制度设计也模糊不清,以患者权利为破解医患关系困局的药方并不符合中国语境,甚至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若想促成权利的介入在医师与患者、社会与个体的交互中发挥良性的作用,就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所蕴涵的冲突与差异的基础上,消弭权利“武器”的对抗性在医患之间造成的对立情绪,并基于中国特定语境更加合理地设定和明晰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侵权责任法》中医师告知义务的立法建议

告知义务是医师的法定义务。在医疗损害民事赔偿案件中,判断医方是否违反医师告知义务以及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是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关于医师告知义务的规定。但该规定存在某些基本概念缺乏确切的定义、对告知的范围缺乏具体规定等问题,在实践中将产生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的立法完善建议。     

论我国患者知情权的司法保护

一般事项知情权是独立的法定权利。但无论是一般事项知情权还是未知情的同意,知情都很难得到司法保护。知情权是有义务无责任的权利,仅在少数情况下,才需承担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知情权司法保护的主要障碍在于事实难以查明,原因在于告知义务履行的特点,即场所的私密性,过程的动态性、连续性。     

我国医疗侵权知情同意原则问题研究——以借鉴美国法为视角

知情同意原则是医疗侵权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法,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告知同意理论。在告知内容上,应当借鉴美国法关于"实质性"信息这一概括性规定;在判断医方的告知是否充分的标准上,借鉴美国法客观病人规则;在告知义务的例外规定方面,应当充实并完善告知义务的例外;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应当借鉴客观因果关系标准。     

谁是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是否已经明确将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界定为患者?这一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却由于人们尚未完全认清"患者"和"患方"的区别,知情同意权"主体"和"代理主体"的区别,而容易陷入混沌之中.为正确理解法律,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论我国危急救治制度之合理构建——兼析《侵权责任法》第56条

危急情况下的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是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构建直接关涉广大危急患者的生命及身体健康的保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6条的相关规定却存在严重错误,亟需尽快纠正,即应规定:在患者病情危急、如不立即采取相应救治措施将危及其生命或给其身体健康带来重大不利后果的,医院有义务立即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患者本人或其他法定义务人应予承担,必要时,政府应该及时垫付或承担.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

采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过度医疗侵权责任进行探讨,认为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反诊疗规范或超越疾病本身实际需要,故意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成立需满足法定的责任构成要件.过度医疗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患者可选择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侵害知情同意权的侵权责任,或者承担过度医疗的侵权责任.     

论知情同意之法理求索

知情同意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调整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是一种单独的侵权责任形态,患者可提起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在我国,由于医事立法不足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知情同意尚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日程,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把医患纠纷也纳入其中。因此,探讨我国知情同意制度之法理,认识其在医事领域的重要地位,对立法和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