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语翻译的语域视角

语域是指由用途区分的语言变体,它由语场、语旨和语式三变量构成。韩礼德的语域理论为公示语的翻译提供了一个等值尺度。在公示语汉英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语域等值,译者应根据源语所要达到的功能分析源语的语域,在译语中寻找对等语域,然后在译语中再现这一语域,从而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语域与翻译

所有语言根据使用场合发生变化而形成的语言变体就是语域。本文从文本的角度来探讨了语域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揭示了影响语域的三个因素 ,即语场、语式和语旨 ,并针对不同的语篇范围和语篇方式以及语旨的变化提出不同的翻译策略     

语域视阈下《论语》语篇成长性研究

从功能语言学语域视角来看,《论语》的传播和研究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成长性过程。由于情景语境中社交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即话语基调的认知能力、交际目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不同,孔子、孔门弟子、张禹、郑玄、皇侃、朱熹等分别在不同情境语境中发现和选择了体现时代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并用语言表征,创建语域,创作《论语》语篇(1),重建语域,阐释《论语》语篇,给《论语》注入新的意义,促使《论语》这个语篇不断成长。《论语》所体现的意义不断从字面伸向语篇背后的含义,即义理,作为语篇的语言就不断向作为系统的语言靠近,体现情景语境的语篇就不断变为体现文化语境的语篇,《论语》最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译《孟子》的三种误区分析

典籍外译本担当着传承、宣扬中国民族文化,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重任。译者必须重视典籍外译本的质量,如实、准确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通过比较当前流行的几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孟子》时存在三大误区: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孟子思想的误区;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机械翻译的误区;不重视训诂,错解原文的误区。上述三个误区各有其显著的表现和危害,制约了典籍外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红楼梦》中称呼语语码转换探析——基于语域理论

言语交际中,对同一对象的称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场合、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心理等因素转换。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对话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从广义上讲,称呼语的转换属于语码转换的一种。以《红楼梦》为语料,选取其中称呼语语码转换的例子,立足语域理论的语场、语旨及语式探析称呼语这一语码转换的现象, 以期在日常言语交际中灵活运用称呼语,获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

民国初年，中国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创刊。作为集结作家、编辑、出版者这些文学场中主要行动者的一个重要活动平台，《小说大观》和其它通俗文学刊物一起在民初通俗文学场域的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小说大观》在创办过程中同样交织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争斗，其结果进而影响着刊物底色的形成。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从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角度谈唐诗《赤壁》的英译

晚唐诗人杜牧的《赤壁》是一首咏古名篇,诗歌视角独特,谋篇布局上匠心独运。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这首诗存在情景语境上的切换,衔接因素的缺省给人以突兀与陌生的感觉,语篇的连贯在更高层次的文化语境内实现。因此,在诗歌英译时应该避免使用一些在认知上具有提示性的元语用策略,以保持原诗的语篇特点与美学效果,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同样欣赏到原诗独特的写作风格。     

从功能角度看《一朵红红的玫瑰》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对《一朵红红的玫瑰》进行通过对语篇体裁,语域及人际纯理功能三方面的分析,试图从功能意义揭示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从英译《论语》教论语句看中西译者的翻译特色——以辜鸿铭与理雅各译文为例

辜鸿铭和理雅各作为中西方代表,其《论语》译本各有千秋。本文从辜鸿铭与理雅各英译《论语》中有关孝的语句对比入手,分析两住译者翻译特色,说明译者生活背景、学术背景、翻译目的对此的影响。     

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

坊刻本是指朝鲜后期在民间私设出版社所刊行的各种读物而言。坊刻本为了减少板刻费用,使用了在其它任何资料中都不能看到的大量的民间俗字。因此其俗字之研究,不仅对于弄清朝鲜后期民间所用的俗字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窥见这些朝鲜俗字之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识。     

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     

英语语言变迁中的威克里夫——以《圣经》英译风波为例

威克里夫英译《圣经》的主张挑战了教会对《圣经》解读的垄断权，进一步消解了教会存在的意义，同时也点燃了英格兰学者就《圣经》可否英译所进行的激烈论战，吸引了不少信奉威克里夫学说的学者涉险参与《圣经》英译活动。威克里夫发起的英译《圣经》活动不仅奠定了后世宗教改革的基础，也极大地促进了英格兰民族语言的统一与发展。     

《人间词话》英译两种平议——以李又安译本为中心

作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人间词话》,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英语世界的文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涂经诒的英译《人间词话》起步晚于李又安,但其译本的出版则在李又安译本之前。涂经诒与李又安在两种不同母语背景之下的英译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李又安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和方法有深刻的研究,她钻研《人间词话》的时间长,又得到钱钟书、周策纵等人指点,对王国维的若干词学范畴、术语有颇为精到的把握,其译本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早年曾通过对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批评而对若干中国语的英译表达了担忧,而英译《人间词话》的情形似乎正印证了王国维的担忧。但英译《人间词话》对于传播中国文论思想,促进中西文论的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藏族《尸语故事》英译本研究

西藏民间故事资源丰富,品类众多,做好西藏民间故事的对外译介意义重大。《尸语故事》是最负盛名的藏族民间故事经典之一,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多语译本。文章对搜集到的四种藏族《尸语故事》英译本的翻译主体背景、翻译方式、翻译路径和翻译动机进行考察,并对该故事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特点进行了分析。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