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

宋代乡约是明清乡约的源头和榜样,但却未像后者一样成为乡里的重要组织,原因是它属于纯由士绅自主发起的民间组织,既强调民众本着自愿原则入约,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乡里教化,在宽猛难于适当的两难困境下,往往偏于严格约束因而导致成员认同度下降.乡约最终只限于吕大钧、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少数几位理学家推行,意味着在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下,它只是理学家们的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清季四川南部县乡约考述——基于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以往的乡约研究大多偏重"论",相关历史事实的铺陈却不甚清晰.鉴于此,本文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对该县乡约的设置、职能、任充与辞革、点卯等诸多史实进行了重新建构,期望能为研究者提供经初步逻辑梳理后的历史素材.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崛起特殊,构成复杂,分化缓慢,涉足范围广阔,社会影响深远.这个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和乡土社会的变迁,而且不断地瓦解着晚清的国家政权,影响着清政府各种制度的变革.     

湖南绅士与晚清实业建设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晚清的中国社会被迫走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湖南绅士为了抵御外来的经济侵略,在清末新政的热浪中,掀起了一个实业建设的新高潮,一批受过西式教育、拥有近代经营理念的新派绅士逐渐取代了旧派绅士,成了晚清实业建设的主要社会力量。     

论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

清末出现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地方自治运动.通过对这场运动的考察,我们可以从自治团体、自治组织、自治范围、自治功绩等方面看到清末国人参政意识的发展状况,它显示了清末国人参政意识已发展到具有实践意义的新层次.     

论清末专利

清末实行的专利是近代中国从经济、制度领域模仿西方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其专利运行过程中,申请专利的物品是否获得批准,以及其独享专利的年限,一直是清末专利存在的重要问题。此外,清末各界为了更好地适应世界潮流,对外国专利进行了详细介绍,清政府为此制定专利章程,设立商部,以确保专利的正常运行;但在其具体实行过程中,仍存在大量问题,清末的舆论对此作了大量的评述。     

论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鸦片战争后 ,由于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宗教侵略 ,激化了晚清的社会矛盾 ,加速了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 ,使乡村社会呈现出全面的危机。探讨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广西的职业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广西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始于清朝末年。这一时期出现的中等实业学堂,其办学方式、办学目标和学校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已经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的特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实业学堂、专业设置紧贴实际需要、学员毕业后派往农村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对现阶段发展广西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章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为切入点,探寻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改革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新政中未能驾驭改革的种种措施,反而使之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助推器,亲手培养并壮大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加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消亡。     

清末直隶总督与外籍教习

清朝末年在编练新军,建新学堂,派游学,聘请外籍教习的改革活动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和袁世凯,积极聘用英、德、日等国的教习,在这一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使他们聘用外籍教习的工作和外籍教习在直隶省的活动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     

清末新政刍议

本文对清末新政的起因、历史作用与经验教训作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新政作为晚清政府的自救之举全面推动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并从改革时机、政府权威、领导者素质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     

清末潮汕地区商业组织初探

潮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遐迩,而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却并未十分重视,本文作者有见于此,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探讨了清末潮汕地区商会的起源和演变状况,并对其原因、特点和主要领导人物作了详细阐述,填补了当前潮学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