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与转型——以福建三一教为例

本文以福建三一教为例,对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与转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在改革开放引发的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背景下,当代民间宗教也出现了复活或复兴,并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新的变化。当代民间宗教的最大变化是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神秘的面纱逐渐揭开,组织逐渐松散,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变化有的虽然刚刚开始,但其发展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其最终结果可能导致民间宗教的性质发生转变。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问题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当前,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的效果不太理想。以贵州省为例,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高、民族民间文化教师比较缺乏是导致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效果不理想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有提高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思想认识,建立健全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考核评估机制,加大民族民间文化教师的配备力度,依托民族地方高校培养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开展有实效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师资培训,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活动的实效。     

农村残疾人文化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东北为例

文章基于对东北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调研,而对当前农村残疾人的文化需求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残疾人文化需求存在差异性大、文化获取主动性差且渠道单一、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平台急需被完善和搭建等问题。这既有残疾人自身因素的影响也有外界条件的制约。基于此,文章提出转变残疾人事业发展理念、提高其经济收入、设立文化专项资金、完善基层组织队伍建设、丰富现代化的文化传播设备和丰富农村残疾人文化产品等对策建议。     

农村精英同社会、农户互构与博弈的研究——以富岗山庄经济发展为例

我国农村的机制变革与经济发展,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地处河北省邢台市内邱县太行山深山区的富岗山庄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84年以来该村的机制、结构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在一个博弈模型里对农村精英同社会、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农村精英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案例。     

农村精英同社会、农户互构与博弈的研究——以富岗山庄经济发展为例

我国农村的机制变革与经济发展,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地处河北省邢台市内邱县太行山深山区的富岗山庄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84年以来该村的机制、结构和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在一个博弈模型里对农村精英同社会、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农村精英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案例.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保护和开发青海农村文化资源探析——以湟中县鲁沙尔镇的民间手工制造业为例

青海著名旅游胜地塔尔寺所在地湟中县鲁沙尔地区拥有源远流长、多民族融合、色彩斑斓的民间手工制造业文化资源。通过对湟中县鲁沙尔镇的民俗文化资源考察发现,由于多种原因,一些民间手工制造业文化资源尚未得到保护和开发。因此,利用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一定要处理好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关系,才能实现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双赢。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四清"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

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一部分,石家庄地区"四清"运动既有与全国"四清"运动相同的地方,又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其后的"复查"阶段出现了极端武斗现象,这是较之"四清"运动尤甚者.尽管石家庄地区"四清"运动在改善农村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及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运动的撞击下,农村社会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许多负面影响,这是该运动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旅游社区的非体制精英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宣科与丽江古乐为例

非体制精英作为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促进社区文化遗产的资本化过程,是社区遗产内发性保护与开发的主导力量.在蝴蝶效应下,非体制精英治理参与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会引发社区内发性"文化自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我们也要认识到非体制精英的个人理性未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最佳效用.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社会性别分析——以西部小额信贷组织为例

社会性别视角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独特视角,本文以对西部农村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信贷扶贫活动进行的社会调查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小额信贷这一农村民间金融形式中的性别差异,具体剖析了西部农村男性和女性在小额信贷贷款需求、贷款用途、贷款使用效果、组织化需求、社区团结与互助以及男女对小额信贷扶贫功能评价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及其显著性.由此可见,要切实改革传统农村金融的经营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全新的社区金融意识;同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树立金融服务的社会性别意识,使普惠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流.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