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双重审美标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风流名士的品评集,常以评价女子肤色洁白、明眸善睐、身材颀长、体态柔弱的阴柔美的审美标准来形容男子姿容之美,以形似孤松、玉树等物象的具有俊秀风姿、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的气韵美的审美标准来形容男子的风度气韵,扑面而来的脂粉气和气韵生动的超然之气——形美与"神"美同在,共同构建了那个特定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标准与趣向。     

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论

诗歌的审美价值标准是中国现代诗人们长期讨论的一个诗学重要问题。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主要有“真”、“善”、“美”统一说，“价值”与“效率”统一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说、“现实”与“艺术”平衡说等。它们在现代诗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西游记》看晚明小说“以趣为美”的审美特征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通俗小说创作、刊刻增加,普通大众读者在面对众多精神食粮的选择时,表现出追求趣味性的倾向,晚明小说的创作在某种程度显示了对这种趣味性的迎合。可以说,大众读者的需求决定了小说审美的“以趣为美”。     

论《聊斋志异》中的择偶标准及其审美情趣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男女爱恋的众多故事中,有着形态各异的审美情趣,在情爱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众多差异.从其择偶标准入手,可窥探蒲松龄生活时代的审美情趣.     

审美标准两个维度的断裂——论休谟美学审美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休谟美学中的审美标准有绝对性与相对性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了鉴赏标准的乌托邦想象,后者则彰显了休谟对审美趣味多样性的认同,休谟未能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张力因而两者处于断裂状态。     

文学作品中人物审美价值转换新论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立论，指出读者在审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时候，由于具有格式塔的完形一简约心理，在心理动力场的作用下以审美中介即结构人物为参照系，使它们原有的审美价值发生动态心理转换，使人物固有的审美价值在文本外增殖。两类人物同读者审美心理上的追求形成“异质同构”关系，这体现了人性中两个不同层面并非孤立的本质，性格在文本外的模糊化使两类人物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试论《牡丹亭》的审美价值

《牡丹亭》充分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情美、人性美。剧中主人公杜丽娘形象有光彩,有深度,最具美感魅力;全剧以爱情为主线,以民族矛盾为副线展开情节,浪浪相推,高潮迭起,冲突尖锐,戏味颇浓;其诗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以美感;其空灵、飘逸的梦幻之设,实现了“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的美学思想;它还弥漫着物与意、客体与主体相对应的象征之美;其总体构思深刻独异,具有创新价值,也使作品显现出强劲的美感力度。     

“童趣”——《西游记》的审美品格

在对小说《西游记》的解读上,人们长期沉湎于“释魔证道”,这其实是对《西游记》的误读。这种误读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对《西游记》审美品格的把握。认为,“童趣”构成了《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而且,《西游记》的童趣品格并非突兀而成的,它有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背景,袁宏道的“趣论”便是这一背景中重要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之所谓“趣”即相当于现今所说的“童趣”。那么,以袁宏道的“趣论”观照《西游记》,便能较好地把握《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西游记》的“童趣”表现为:去除装饰的“天真之趣”,无视规范的“叛逆之趣”,挣脱约束的“自在之趣”。     

《西游记》中女性人物的文化性

在《西游记》中,虽然对女性人物泼墨不多,但在有限的字里行间中成功塑造了众多和小说同样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女性人物。她们虽然类型、性格、功能迥异,但她们都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处处以女性之美与儒释道融合为代表的中国人文传统深度契合,能有效地折射出她们所承载的文化因子,同时也为从文化角度对比研究中西方女性的文学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素材。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意象性人名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存在很多意象性人物名字,小说人物的姓名除了在作品中承担人物形象的符号作用外,本身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或者指示意义,这些意义一般是利用汉字的谐音特点或汉字的意义而生发出来的。这一类型人物多见于白话小说中的世情小说,他们一般充当的多为小说配角。从这些人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明显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特征,是叙述者或作者直接介入作品的一种方式。小说中之所以出现意向性人物名字,汉字的独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戏曲的影响。     

中国古代女训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女训是古代妇女的礼教规范和言行准则,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古代女训对当代家庭乃至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价值;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古代女训,继承其合理成份,批判其不良因素,反对绝对化和极端化的倾向。     

萍踪侠影“昆仑奴”

"昆仑奴"是唐代以来的中国人对生活在南洋一带某一人种的外国人的一种称谓。昆仑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园艺、耕作、训兽、音乐、武术、医道、鉴宝,尤善水下功夫。他们从遥远的南洋来到中国大陆,卖身为奴,为主人履行各种繁重的劳作,甚至有时还要为主人而牺牲。但在主人心目中,他们不过是工具、武器、玩具而已。昆仑奴形象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     

古汉语字词异读的原因及分类

异读是古汉语的一个重要语音现象。造成异读的主要原因,一是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用字以及古书注解相沿所致,二是异词同字采用"破读"所致。异读字一类是同韵不同声的;一类是同声不同韵的;第三类是声调不同的;第四类是声韵都不相同的。     

试论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美学风格

滥觞于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在叙事上虚实结合,既充满传奇性,又富于现实性;在文本上融文、史、经于一炉,既有文学意味,又有史传色彩和宗教寓意。故使其总体上呈现出泛文化和浪漫抒情的美学风格,但古代汉文小说的内在精神和审美特征,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了韩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藏汉古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意蕴

本文对藏族与汉族的古代长篇小说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分析比较,从而指出了两个民族小说之间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手法上的异同,并站在哲学文化的高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造成这二者之间异同的根本原因渊于汉族社会的宗法性,小说表现手法的中和性,重个性;藏族社会的宗教性,小说表现手法的通俗性、象征性.     

评古代审美体验论中的“物化”说

“物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审美体验方式。“物化”说源于庄子哲学的体道方法论。“物化”使主体超越自我而主客一体不分，主体在物我不分的审美状态中，潜入对象的内部世界，从而达到对审美对象的透彻把握。主体通过“物化”而彻底把握审美对象，因而，“物化”是作家创作精美作品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小说女性“白衣”、“红妆”描写的修辞异质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女性“白衣”和“红妆”两种服饰的描写包涵着对行性的修辞意蕴。作为孝服标志的“白衣”往往隐喻着“素洁”,而一贯作为吉庆象征的“红妆”则暗涉着“热烈”。同时,在《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世情小说中,红、白两种服饰还暗涉着高低贵贱。另外,就审美色调而言,“白衣”通常给人以“冷艳”之感,而“红妆”则给人以“丽”之感。所有这些描写大都不是作者的信笔所至,而是在特定民俗作用下的文化生成。     

略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的代价——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为中心

代表着儒家伦理道德的诚信观念,长期成为人们崇尚的美德。反映市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不同人物为恪守诚信或因颠覆诚信所付出的不同的代价。     

论中国古代“见仁见智”的批评差异性

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和批评都注意到差异性问题 ,与西方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也提出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理论命题。这种“见仁见智”表现为批评着眼点不同、方法和技巧不同、对对象选择角度不同、结果不同以及批评的相对性上。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有对象的不确定性和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以及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等因素。这是形成文艺创作和批评多样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