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发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角,以安徽黟县N村外包制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机制进行探析,认为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是“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通过建立多元治理模式、重视社区参与等调控路径,以破解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乡村旅游: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我国乡村旅游近年来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吃餐饭,打圈牌”等诸多问题。而美国乡村旅游以城市化与工业化“双轮驱动”,并以乡村俱乐部、乡村文化旅游、农业旅游和门户社区旅游为主导的多元业态体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典型经验上,美国注重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展现来引导游客参与体验;强化政府和高等院校对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要推动作用;重视法治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并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乡村旅游开发政策的核心原则。在我国乡村旅游消费需求个性化、产业升级扩容与提质增效的新时代背景下,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中在建设以农村人和乡村文化为中心的特色景区,反思主流文化中的农民与乡村形象并积极改善,营造规范、健康、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市场环境,塑造有限主导、顺市而为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借鉴对于提升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水平、竞争能力、全球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论乡村旅游开发前期政府对公共关系的管理行为——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政府公共关系在乡村旅游开发前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界定了乡村旅游开发前期政府公共关系的内涵,阐明政府公共关系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主要起到引导、宣传和融洽民政关系、确保开发有序性和规范性等作用,保障了乡村旅游顺利发展;重点阐述了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前期对公共关系的具体管理行为方式,如公众引导,平台搭建,媒介应用以及科学管理等.文章通过剖析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旅游开发案例,为政府对乡村旅游开发前期公共关系管理行为提出启示.     

体验经济时代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重“人工”轻“天然”,求“量”不求“质”,重“表象”不重“内涵”,重“人力”忽视“人才”,已无法满足体验经济时代游客的需求。因此,必须改变目前开发乡村旅游的方式,尽量保持乡村的本来风貌,注重挖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实施政府主导、人才兴业策略,促进乡村旅游的创新发展。     

乡村旅游产品种类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业呈现出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依据乡村旅游产品的三个分类原则,将乡村旅游产品分为9大类。采用随机抽样法,对陕西省西安市、延安市、汉中市等10个区域的广大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方面的旅游行为与欲望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寻游客在现实的、重复性的和潜在的旅游行为与欲望方面的现状与特点。从广大游客旅游行为与欲望的综合需求特点看,凡是能够吸引游客“重复性”旅游行为的乡村旅游产品一定是游客参与性和趣味性都很强的产品。因此,我国乡村旅游产品今后创新发展的种类选择应主要集中在乡村自然风景类、乡村休闲运动类、乡村休闲山庄类、农业观光园类和乡村特色餐饮住宿类等这5类产品上。最后提出了对乡村旅游产品种类进行融合创新发展的思路,以及创新构建乡村大型健身步道、乡村公园、大型乡村游乐园等新型乡村旅游产品的建议。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动力机制分析——以山东日照城市边缘区乡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日照市乡村非农化建设中的旅游化现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归结出日照市乡村旅游化有试点型、自发型、带动型、受动型等四种类型。旅游化的动力机制为:农户持续生存压力与旅游经济得益驱动;海滨旅游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促动;中、低端游客市场需求拉动;政府大力扶持与周边村落旅游化推动;先锋农户、体制精英带动下,农户开始了旅游化的集体选择过程,并具有“路径强化”的特点。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参与型政府”、“立法型政府”与“行政型政府”中数度易位。     

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创新理念及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作为联结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场、一产和三产的纽带,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随着消费者休闲度假、文化、审美等需求的不断提高,乡村旅游需要融入“精致乡村、休闲乡村、社区营造、月光经济、微旅游、乡村+”等新的发展理念,并使之通过有效处理乡村旅游中的“加和减”“大和小”“内和外”等关系得以落地,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朝品质化、专业化、高级化转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新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随着旅游的普及化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品质化的旅游体验,“到乡村去”成为更多人出游的新选择。以南京栖霞区为研究对象,从新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出发,通过调研对栖霞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栖霞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由此提出栖霞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建议,以期为南京栖霞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应用性参考。     

政府行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旅游业发展多由政府主导,明晰政府行为对旅游形象的影响机制,促进地区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政府行为与旅游目的地形象间的关系。提取出动因、生产性行为、调节性行为、营销性行为和保护性行为5个主范畴,构建政府行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提出政府行为对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发现为政府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以期促进云南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创意引领生态文明——关于利辛县美好乡村旅游业奋力崛起的调查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业迅猛发展并不断壮大,在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引起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十二五”规划把发展乡村旅游业确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业至关重要。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通过实地考察旅游资源,总结了利辛县美好乡村旅游规划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从景观整合和规划、特色景区建设、旅游发展规模、乡土旅游开发和农民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适合利辛县美好乡村旅游规划的新思路和策略。     

论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是贵州旅游产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贵州旅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贵州旅游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乡村旅游与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在乡村旅游中要注意突出个性特色,发掘文化资源,加强政府作用。     

法国的乡村旅游及其启示

国家“十一五”规划将发展乡村旅游确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旅游局在将2006年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后，又将2007年旅游主题定为“和谐城乡游”，表明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然而，我国乡村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法国的乡村旅游在活动设计、旅游要素的组织安排及乡村旅游地的营销等方面比较规范和完善，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借鉴作用：（1）尊重当地居民意愿；（2）转变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3）推行乡村旅游品质认证制度；（4）围绕“乡村特色”开发产品项目；（5）营销和开发并重；（6）拓展旅游细分市场。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成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及特色研究——兼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本文从发展历程、特色类型、经营方式、政府扶持与规制办法四个方面研究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分析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效益。指出应加强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促进其良性发展,优化成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平台。     

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合作战略问题探析

乡村旅游企业普遍存在管理基础差、经营规模小、旅游资源分散化等弱质性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提出以政府和社区为支撑体系,通过产业集群化发展和供应链一体化,推动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希冀利用合作战略来解决乡村旅游企业存在的问题,以推动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的管理结构可以视为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要维持该系统的有效运行,政府、投资经营者以及当地村民应该发挥既有的功能。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也存在着政府未充分发挥社会治理职能、投资经营者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较浅显、当地村民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且缺失话语权等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吸引投资并进行科学规划与规范管理;投资经营者应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同时构建并延伸产业链;村民应该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增强自身参与性。     

乡村旅游原真性开发的博弈分析

乡村旅游的真正魅力在于乡村社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真性。经济效用的及时性以及社会、环境效用的外部性和滞后性导致了乡村旅游环境的失真,在利益博弈中政府的缺位和不严格监管降低了这种行为的成本支付,使乡村旅游的原真性开发陷入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关键是科学界定政府角色、理顺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法律法规改变博弈方的得益,使博弈达到有利于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护的纳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