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21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会议综述

2014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21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有八场次三十六位报告人报告了会议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并有八位专家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画龙点睛的评议。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在内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就什么是中国问题意识下的文化转型做了论题广泛的讨论。     

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学的名称和对象民族学这个名称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最初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这个词在法文中有两个字:一是ethnologie,一是ethnographie。一般是将前者译为民族学,后者译为民族志。但法国的习惯用法是将前者当作广义的,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四门学科;后者是狭义的,仅指民族学而言。也有人认为,前者指理论民族学或比较民族学;后者指叙述民族学或民族志。在英文中,ethnology和ethnography两字也是互相通用的。但最常用的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或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两个词。一般说     

历史学与人类学

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联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争辩和讨论的主题。既然许多理论上、方法论上和哲学上的难题都同时涉及到这两门学科,那么就人类学而论这种讨论就是有益和建设性的。不同的人类学家对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限定,这取决于他们对历史哲学和人类学的概念。譬如莱维-斯特劳斯(1963年)即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在方法和目的上都基本相同,只有当二者研究远古范     

以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为契机 努力开创湖北宗教工作新局面

丁酉初夏,和谐祥瑞,一场文化盛宴在湖北武当山精彩上演. 2017年5月10日至12日,来自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组织的600余位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齐聚武当山"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现场,交流思想,谈论大道,向全世界发出了《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武当山宣言》. 湖北武当山这座世界道教名山一时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道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

(一 )问题的提出自 1 987年大学毕业以来 ,我作为一个接受过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 (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 )基本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 ,对人类学的基本调查研究方法一直深信不疑 ,尽管有时也会感到人类学调查方法的某些不足。直到 2 0 0 2年 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问我 :“你觉得 ,人类学在搞农村调查时有必要挨家挨户一一调查吗 ?”在他看来 ,同村中的各农户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因此用这种方法进行调查就显得太不经济了。当时 ,我无法给予正面回答 ,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2 0 0 2年 6…     

从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看人类学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1887～1939)这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人,用其笔下的英文著作精彩地诠释了从古典到现代过渡期间的人类学,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正是很好地展现古典与现代之交融的作品.长久以来,主流人类学史记住了宣告现代人类学之肇始的先驱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却遗忘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曾经有过的桥梁人物.在今天看来,凝聚了传统和现代两者特征的那一代人类学前辈们,其学术思想同样也是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回首.     

意大利民族学中的几个术语问题

我至今使用“anthropology”(人类学)这个词,仍然是指它在英语国家中的通常含义。不过我必须强调一点,根据意大利的传统,无论是在正式的学术用语中,或者是在日常用语中,“人类学”都被理解为对于人类的生物学研究。因此,象英语表述中在人类学前面加上“physical”(体质的)这么一个形容词,对意大利人来说就是多余的了。在意大利文中,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相当的词,就是“etnologia”(民族学)。这个明显的区别已经根深蒂固,当意大利这门科学的第一个正式学会——“意大利人类学和民族学学会”于1870年建立时,几乎未加讨论就被接受了。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少数几位学者对这个术语提出异议。     

中国民族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基于1978年以来的总结与反思

基于对1978年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回顾,文章分为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研究中存在的五点问题与不足和学科界限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讨论,包括学科规范问题、封闭与盲从的倾向、创新性成果较少、客观性问题、界限模糊的现状、学科的开放性特点、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汉民族研究等.第二部分,对中国学派的展望和研究内容及学科的前景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讨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历史功能论和中国民族学界目前研究的一些焦点问题.     

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新收获——徐晓光著《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评价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逐步深入,现已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发展阶段。在人类学的各种分支学科中,法律人类学是融会传统法学和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并已取得迅速的发展。在中国法律人类学领域,徐晓光教授是用力甚勤、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2005年7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结构合理,描述得当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法律编》,下编为《现代转型编》。这一结构说明,作者构思该书时,既要…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

企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有所不同.这些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议题(如医学、教育等),成为探究这些领域的辅助知识,却没有改变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企业人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研究范式,在当今全球人类学中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突破人类学传统的小社会、小社区视野,学会从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社会现象;突破了僵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正在使用“连续谱”的视角;突破了人类学草根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分析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提升本学科解析当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其研究范畴扩展和深化了,其学科名称得以整合和统一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通道,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的局部突破和学科转型.近些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使之成为国际人类学新兴的研究园地.     

日本人类学三讲——中牧弘允在北大的演讲(连载之三)

<正>按语:2012年5月13日至14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吹田市立博物馆馆长中牧弘允先生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之邀,在北大举办三场演讲,主题分别是"日本人类学的邀请"(Invitation to Japanese Anthropology)、"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创世纪"(Genesis of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及"日本企业人类学"(Anthropology     

“四个转变”:青海发展逻辑的脉络与展开

要真正理清在发展单向度逻辑下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必须深入地研究生态与发展的关系.基于可计量的对比原则,发展的理念必然着眼于物质的有用性,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也越来越受制于“增殖原则”.目前民族地区亟需充分认识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垃圾食品、社会阶层与民族表述置换——基于南岭民族走廊四村的田野调查分析

在南岭民族走廊乡村中,垃圾食品消费与政府治理是否到位,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阶层地位关系密切。但在贫富分化、民族意识定向推定等因素作用下,作为社会问题的垃圾食品却易被置换表述为"民族问题"。经济发展和日常化社会治理,方是对症之药。防范社会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应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理论本土化的探索方向之一。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传统文化,即除了以上三大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思想源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自晋之后是历代皇帝的独断思想。帝王文化即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结构。当然,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互相汲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整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传统。     

Ra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Confederate Flag: Comparing Four Perspectives to Explain Flag Support

Recent events have brought attention to Confederate monuments positioned across the USA and polarized debates about their proper placement; however, prior research examining support for Confederate symbols is largely limited to white Americans. This study examines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outh Carolina Confederate flag using four perspectives of racial stratification—black/nonblack, combined race-ethnicity, ethnoracial pentagon, and nonwhite/white. Using data from two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US adults collected in 2000 and 2015 (n?=?7638), we identify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ories of ra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onfederate flag stances. Multiple model fit indices indicate that the combined race-ethnicity theory of racial stratification best mapped onto public support followed by the ethnoracial pentagon and black/nonblack perspectives. The nonwhite/white model exhibited the poorest fit. Findings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s showed that whit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odds of supporting the Confederate flag compared to blacks and Latinos. Additionally, blacks had lower odds of flag support than Latinos, Asian Americans, Native Americans, Pacific Islanders, and multiracial respondents. We argue that an overlooked aspect of Confederate monuments is their signified antiblackness demonstrated in this study by greater support for the flag among all nonblack racial-ethnic groups. Findings imply that prioritizing whites’ views in discussions of Confederate monuments offers an inadequate depiction of public opinion by race-ethnicity. Disaggregating views via the combined race-ethnicity measure highlights racial-ethnic variation in support of the South Carolina Confederate flag.

     

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

一个伊斯兰的男子 ,其实他心中的洁癖就是他的宿命……———张承志在物欲膜拜、人文精神疲弱之际 ,张承志也和一切有良知的其他中国文人一样挺身而出 ,大力提倡“清洁精神” ,但却遭遇了空前的误解 ,甚至人格诋毁……因此 ,从“清洁”一词入手来对“清洁精神”作学术性的定位     

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

4世纪的吐谷浑、16至17世纪的土默特与和硕特蒙古人、1930年代的哈萨克人以及1950年代以来河湟农业区的移民规模性入迁青海柴达木地区,使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吸引远来族群的接纳地.考察四次同一指向的迁移后发现:只要有足够的空间,由外而里的规模性入迁是历史之常数,其引发的与先居族群之间的接触、竞争、矛盾乃至冲突也在所难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间必定趋向理解与对话,使区域资源重新得以配置和共享,并最终实现族群之间文明的互动.     

青海四大花儿庙会的调查报告

青海花儿庙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集神圣的庙会信仰活动和极具狂欢性质的歌节为一体,并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和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当前的存活现状来看,花儿庙会在流布、传承、展演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花儿庙会活动,体现着参与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所以,本文选取青海境内能够集中体现花儿庙会特征的四大花儿庙会,运用人类学的视角,通过时空选择、花儿演唱、信仰行为、商贸活动等方面的描述,透视民众在选择、创造、享用、传承这一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民俗特征.     

《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

本文从病源学、医德学和治疗学的角度分析了《四部医典》中的心理治疗思想。藏医学认为,心的贪嗔痴三毒能够导致三因不调,引起各种心理或生理疾病。在疾病治疗中,医生的医德和医患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针对具体心理疾病的治疗则采取了身、心、灵整合的治疗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宗教需求。     

多角度解读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

四等人制是元代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地域差别和社会政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是四等人制形成的历史根源;民族心理差别.也是影响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域差别的存在,是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一个客观现实条件;而汉人世侯李璮的叛乱,是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差别对待的一个直接原因,总之,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分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