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现代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民主--以后现代语境中的公共行政理论为研究范式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论进行了批驳,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为走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对徘徊于技术与价值的两难困境中的现代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试述《公共行政的精神》——兼论《公共行政的精神》在我国实践的可能

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森,在反思与批判过分注重效率和职业主义倾向的传统行政学,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学的基础上,建构了"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论主张。其关于"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论贡献,在当今中国通过树立以人为本信念、强化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完善依法行政的结构,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似可达到实践的可能。     

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这样 ,公共行政必须把政治哲学层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在其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之中。为此 ,公共行政改革必须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要强化与其宗旨和职权相对应的责任意识 ,以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是推进行政民主 ,以达到公共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和谐与合作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现社会公正,构建责任政府——读《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责任型政府的基本价值信念。本文则是在评述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的基础上,对实现社会公正,构建责任型政府提出了若干思考     

转型期公共行政精神的重建

作为行政文化的精髓、行政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和行政实践的本质反映,公共行政精神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居于核心地位.为使行政变革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本质要求,必须从学理上深层次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迷失,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并重建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平衡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关系之研究

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但其在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资本理论与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的重大意义。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倡导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可以促进我国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与善治的实现。     

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

民主和责任 ,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 ,也是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区别 ,更有联系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本文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内部间的关系等两个层面 ,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的内涵和意蕴 ,对中西方公共行政实践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剖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字与文学语言

本文论述文字不一定就是文学语言,不是文字的即非文字的符号也可成为文学语言。     

法治化民主的精神何在？——梁漱溟思想解读

法治化民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为什么缺乏民主的法治化(by the people)?法治化民主，其理性框架背后的真精神是“爱”，是超越自我，通达“他心”，形成个性和人的尊严的“爱”。     

语言风格与词语流变略论

语言风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 ,而且人为的因素非常明显。为了达到某种语言效果 ,人们往往有意改变说话的措辞风格 ,目的是要达到某种特定效果或消除交际中的一些障碍。社会的发展也给词语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行政价值与公共行政

作为政府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仰和信念 ,行政价值观具有整合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辐射功能、规范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因此 ,行政价值观对政府组织及其公共行政活动包括行政目标、行政组织结构模式以及行政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从行政权力的本质反思公共行政伦理

行政权力从属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并减少行政权力的异化,从而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宪目的。行政权力的起源及其本质说明公共行政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伦理的建设应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学逻辑,主要采取法制化的有效途径。     

公共舆论：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

若干年来,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倾向,那就是重视民主制度和法律文本的解释,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的分析,而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往往被忽略了。美国民主的运行实际上是建立在公众对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公众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是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是民主制度的社会支撑,如果撇开公共舆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不能够成立的。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公共舆论的结构和分布状况,指出公共舆论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选择。本文以公共精神结构为分析视角,通过探讨服务型政府治理在理念——模式——职能方式等三个层面的价值演化,分析服务型政府形成的公共伦理结构,以期论证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因由。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试论公安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

公安决策是公安机关为履行其职能,针对预期目标所进行的方案设计、选择和实施活动的过程。目 前,我国公安机关决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建立完整科学的公安 决策体制,遵守科学的公安决策程序,并以法律规范决策行为是实现公安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