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学四季观及四季诗创作

理学家中的诗人不多,有成就者更少,而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朱熹的理学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朱熹将他的理学思想渗透到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和语言描述中。本文通过对朱熹四季诗的研究,试图揭示朱熹理学四季观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朱熹对待苏轼学术的态度, 是理学与非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表现。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 对非理学流派的苏轼学术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激烈的批评, 目的是要扼制苏学势力、专树理学一统。这是朱熹之于苏学的主要态度。但朱熹又能认识到苏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理学发展, 因而在其“集大成”的学术构建中,对苏学作了较多选择性的吸取, 从而较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理学体系。这一相反又相成的态度充分说明,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主要是对立关系, 但又有统一性, 后者尤其值得今日研究者注意。     

说"涵泳"

“涵泳”是宋代理学所铸合的新范畴,既是一种心理表达,又是一种体认方式。它被引进美学领域,成为美学话语,出现话语转换和移位现象。这方面朱熹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架设了“涵泳”上的理学—美学的通道,他的“去《序》观诗,以诗观诗”论具有美学史的突破意义。“涵泳”最终铸合为审美范畴,体现了宋学的文化特点,在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

朱熹理学是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统治思想界数百年,影响深远。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加上徽商的扶助,朱熹理学与徽州渊源极深。明末清初,徽州号称“理学之邦”,“东南齐鲁”。今天研究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思想文化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折

明末到清初,不仅是政治大动荡的时期,而且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是理学缰化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外思想碰撞的结果。一、王学冲击理学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从那时起,理学逐渐时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很快就僵化了。被称为“醇儒”的翰林院学士薛瑄曾经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本传)考亭指朱熹。从朱熹以后,儒道即理学已经明白,十分完备,用不着再写什么著作来阐明,只要“躬行”就可以了。薛瑄说“躬行”和蒋介石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道南一脉——从杨时到李侗

“道南一脉”是宋明理学由北宋到南宋的重要传承学系,亦是二程“洛学”至朱熹“闽学”之间的重要中介学脉,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本文拟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生平、活动及理论,探究二人的理学思想和“道南一脉”的“内圣”之学的学术特色。     

试论王阳明的人性思想

<正> 人性论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论证“心”本体的关键环节。本文拟就其人性论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联系,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宇宙关系的根本看法,谈点浅见,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一、人性论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人性论是于阳明心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最初形成于他对朱熹“心、理为二”问题的批判。所谓“心、理为二”,在世界观上通常指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在朱熹理学特定的伦理主题内,则有着它特殊的内容。这就是朱熹为了把封建制度这个人类社会的暂     

朱熹理学与以德治国

朱熹理学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了南宋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把“正君心”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强调君主“自家有这德”。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对内“认百姓为自家百姓”,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充分发挥理学特有的道德功能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朱熹理学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一种“人治”思想,这是现代法制社会提倡“以德治国”思想时人们必须注意的。     

南宋理学家蔡元定生平考异

考订有关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生平中“隐居西山及其动因”、“初会朱熹及对朱熹理学之贡献”、“谪贬道州及其原因”等三个主要问题,可以确认,蔡元定作为朱熹学问的重要讲论者和启发者、朱熹著作的撰写者、修改者和校订者和理学人格的践履者,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南宋徽州人文环境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

宋代理学导源于周敦颐,分流于张载、邵雍和二程(颢、颐),集大成于朱熹。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援佛道入儒,综罗北宋理学诸家之说,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创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一生讲学不辍,门生弟子数千人,遍及闽中、两浙和江右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朱子学的发明则各具特色、各有心得,形成了众多流派。徽州(旧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历史上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婺源系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在南宋形成…     

魏了翁与宋代蜀学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时与真德秀齐名,并称“真魏”。以私淑张栻、朱熹为业煸迥?119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一生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清除“庆元党禁”对理学打击的影响;超越朱熹,发展理学;研治经学,著有《九经要议》等书,为发展理学、经学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     

风情不簿是尧夫——浅析邵雍的理学诗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宋史》本传称邵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可谓“诗如其人”,在宋代就负有盛名。和他同时代的程颢赞叹他的诗“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谓“真风流人豪也！”南京魏了翁说:邵雍“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源。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意。”朱熹也给邵雍的诗以很高的评价。明初的孙作甚至     

朱熹“气”的学说初探

长期以来,在朱熹哲学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其“理”的学说的探讨,而对其“气”的学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完整系统的专题研究.不可否认,朱熹作为我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未直接作出过“理生万物”的结论,而是通过气生万物、理为气之本,来构造其“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的宇宙生成图景的.为此,朱熹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气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出自前人而又超越前人,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气”的学说.可以说,不了解朱熹“气”的学说,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哲学体系.因此,如何分析和评价朱熹“气”的学说,应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