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还是下层阶级的捕蝇纸

社会的主流认知往往将落脚城市(贫民窟、破旧街区、城中村等社区)污名化, 桑德斯则提供了不同的理念。桑德斯关于落脚城市正面功能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归纳为:落脚, 提供非正式经济的市场机会与就业机会; 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 促进社会与文化融合(学习语言、摆脱乡村规范等), 遏制人口增长, 遏阻极端主义; 作为联系乡村与城市、城市边缘与城市核心的纽带或枢纽, 促进人员、资源(金钱等)与信息的交流等。而影响落脚城市的关键因素则是:国民身份、迁徙管制、居民素质、街道与建筑(人口密集度、自发性发展空间)、住宅与土地所有权、基础建设、人际网络、创业机会与金融支持、内部治理、拆迁等。判断中国城中村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它究竟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 还是下层阶级堕落的经济捕蝇纸?关于落脚城市两种对立的认知或理念表现了计划经济自上而下与市场经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分歧, 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城市化究竟是谁的城市化?是普通民众的城市化, 还是精英阶级的城市化?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农业旱灾风险管理脆弱性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农业旱灾脆弱性理论分析,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维度设计农业旱灾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运用BP神经网络法对重庆市2001-2015年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考察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的动态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重庆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但是面临极端气象条件时依然表现为重度脆弱。在旱灾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是驱动旱灾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严重影响了脆弱性总水平的下降。因此,农业旱灾风险脆弱性管理需要继续强化经济脆弱性和科技脆弱性管理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农业旱灾风险的社会脆弱性管理。     

中国古代家训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撰写者多系功成名就后,怀着对子孙后代命运的关怀,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汇总成册让后人学习借鉴。家训也是撰写者对国家政治形态的期待,希望后人建立其设想中的国家社会运转结构。家训覆盖范围广泛,尤其对如何修身、治家、为官治国着重阐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鉴于此,文章从这三方面分析总结,认识、汲取古代家训中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精髓,帮助当今社会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和弘扬优秀道德风尚。     

从古代称谓习俗看我国妇女传统的性别文化身份

古代称谓多产生于“男尊女卑”的文化语境 ,又以特有的方式服务于这个性别文化格局。它维护了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秩序 ,代表了男性的一种话语权力。以此为视点 ,考察我国妇女传统的性别文化身份 ,用社会性别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分析、借鉴 ,是建设新的两性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15-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

土耳其形象因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自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富于动态,呈现多元化;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渐趋僵硬、单一化。其形象的跌宕嬗变既源于欧洲与土耳其之间异若霄壤的宗教及文化的分野,又受二者之间现实政治利益及彼此权力强弱态势的牵制。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既是奥斯曼帝国盛衰兴废的一种映射,又是欧洲人审视评判“自我”的一面镜子。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的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

采用文献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政策演进的时间脉络为轴线,运用麦克拉夫林的互适模型、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对近30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演进历程进行现实审视。研究发现,政策演进的主要特征为：（1）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优势凸显;（2）学校体育教学是政策演进的主旋律;（3）渐进调适是政策演进的方式。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的不足之处：（1）政策受影响者的利益诉求偏离政策愿景;（2）政策的前瞻性和系统性欠佳;（3）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待加强;（4）政策的体育文化溢出效应严重缺失。提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优化的现实路径是加强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优化政策体系;关键路径是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政策监督机制;根本路径是提升政策的文化溢出效应,提高青少年的体育文化认同度。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原创性电视节目发展的新路径

近年出现的一批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节目选题的原创性电视节目,获得了观众与业界、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可。在选题创意和设计制作上,这些节目抓住传统文化的某一个点或面进行具象化传播,在“老”选题上做新文章。走具有开创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之路,既为电视节目在新的技术条件、社会语境下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有效的传播效果,发挥属于电视媒体的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同时也可以有效唤醒受众内心民族归属性的文化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基因的有效传承和巩固,进而构建民族文化认同。这是增强电视媒体传播竞争实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有益探索。     

留守年龄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以农村地区440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结束留守年龄小于10岁的积极、消极情感得分,5岁到10岁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大于10岁的留守儿童;(2) 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论略

科学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难、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在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形塑了以建设为主题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中,锻造了以改革为主题的发展思想;伴随经济新常态前进步伐的持续推进,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规制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方向和根本着力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演进历程,对于新形势下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性别的建构——基于河北省H村就业市场的研究

河北省H村存在着男女两个不同的就业市场,这种就业市场是社会性别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它既与宏观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有关,又与家庭男权话语及将两者内化的妇女自我意识有关,是社会性别建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