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洋战争前10年的日美关系

日美关系一直是东北亚国际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伙伴与对抗是两国间关系的基调。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时间内,日美两国围绕伪"满洲国"的正统性、"门户开放"政策、华盛顿体制、海军军备和所谓"东亚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长期的外交交涉。由于日本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权是双方不可退让的基本国策,因此两国最终从对抗走向对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两国清除恩怨关系的最后手段。     

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研究述论

首先从宏观上介绍了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其次从美日远东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日俄战争、日本宣传外交与美国、<桂太郎-塔夫脱协定>的评定四个方面阐析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分歧点.最后依据前两部分的分析得出结论日美均是赢家,真正的输家是沙俄.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举行

2007年9月22日-23日，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学会联合举办的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举行。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日美关系的冷热松紧对整个世界格局都有重大影响，甚为世人关注。为此，本文着重从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综合分析冷战后日美关系的诸多特点，主要为：在经济领域摩擦为主，协调为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则协调为主，冲突为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分期

本文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以政治关系为主导,以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将这段中日关系分为前蜜月时期、后蜜月期、双强并立与磨合时期、重新定位时期四个阶段,并提出了这四个阶段不同的关系特点。在把握政治关系主线的同时,以经济关系为辅助,以两国民众相互之间感情变化和对对方国家的看法、态度为参照,表现两国关系的主要客观历史进程,揭示两国关系的阶段性内涵,以及政治、经济和民间关系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     

希腊与马其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曲折道路

1991年,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后,该国与希腊之间发生了持续近4年的激烈冲突。“马其顿”作为独立国家名称的使用是两国发生对抗的导火线,为此,希马两国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已经动荡不堪的巴尔干半岛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场国际冲突涉及一系列外交问题,并发展到希腊对马其顿实施经济封锁。希马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下,两国终于在1995年签署临时协议,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1972年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1972年,周恩来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努力和杰出贡献:要求日本克服错误倾向,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引导中日往来趋向广泛,从中日关系看中国和世界。所有这些说明,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面对历史与放眼未来的结合、抓好局部与把握整体的结合、坚持原则与懂得灵活的结合。     

中日关系困境解读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走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兼论对日新思维

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和不断加深的双边经贸往来,迫切需要新思路来破解"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日新思维"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应当根据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信息沟通以摆脱目前中日互动的"囚徒困境"。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     

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中国崛起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有着极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对于两国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经济大戏仍然在唱,但是两国间的政治、社会矛盾却在不断加深,特别是民间对日本反感的情绪在不断高涨。从建构主义理论上看,集体尊严、国家之间的道义就已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对日本全面的认识通过宣传渠道上升为国家认同,引导民众的行为朝着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论书摊子工程建设的相关因素与协调

论述了书摊子工程的概念、书籍杂志的属性、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协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