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台湾武侠小说在大陆的传播

从传播的视角出发,以作品与史料为基础,分析当代台湾武侠小说在大陆地区的传播情况。首先,梳理30余年来引入大陆的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与作品;其次,归纳当代台湾武侠小说在传播过程中带有鲜明的集中性与纵深性特征;最后,从作品水平、心理需求与文化认同三方面剖析台湾武侠小说在大陆地区迅速传播的原因。     

论 《江湖奇侠传》与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小说评点

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自1923年开始连载于《红杂志》与《侦探世界》,分别由施济群和陆澹盦评点,二者的评点在民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均基于明清小说理论展开,施济群评点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江湖奇侠传》的传奇性提供辩护,其立场较为传统;陆澹盦在评点时,一方面强化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则突显社会问题意识,就这一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中西文化对比、武德修炼等话题展开讨论。二者的评点集成了清末民初的部分重要武侠小说观念,是192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批评的范本。     

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

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困境。由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武侠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研究模型,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1932年在天津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还珠楼主,迅速超越了1920年代南向北赵的创作模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他以“第二世界”为核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实践论诸方面建立起了武侠意识形态子系统,以奇观叙事为核心的成长体验、正义迷局、奇观异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的武侠形式建构子系统,以武功法宝和江湖世界建构了武侠专门知识子系统。还珠楼主长达20年的武侠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的生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试论网络传媒中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已经与互联网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既有武侠小说书籍陆续被电子化为可在网络上阅读的文本;另一方面,网络原创武侠小说于1996年诞生并迅速发展。网络改变了武侠小说“生产”、“流通”乃至“消费”的方式,这种改变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武侠小说情节、主题、表现方式等各方面的革新。     

论大陆新武侠的当代性回应

大陆新武侠在21世纪走出了一条与民国旧武侠和港台新武侠都不相同的、具有超越和发展性质的、大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以"后江湖"的姿态对当代性作出了回应,网络性与女性主义也是其重要的特征.小椴、沧月、沈璎璎等作家的创作代表着"大陆新武侠"的最新成就.     

论五四时期的 “大学叙事”小说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气象。大学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一开始便进入了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以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大学叙事小说,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各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以及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书写了校园内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乃至惺惺相惜的同性恋情。新旧转型时期大学的艰窘现实和浪漫诗意,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几乎缺席于启蒙文化语境下的大学叙事,而勤学、善思、正直的青年学生则更多地表征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