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以重庆市为个案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对教育公平、社会公平至关重要。截至2016年全国仍有37.6%的县尚未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 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仍有相当难度。以西部地区典型城市———重庆市为个案, 探析了“攻坚段”和“深水区”时期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困境, 提出有关对策建议:重点攻坚未达标县的薄弱环节; 落实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制, 加强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 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投入, 完善教育经费保障制度; 实施“差别化绩效考核”等措施解决农村教师问题; 全面落实学校标准化建设; 科学规划城乡学校建设, 适应学生流动新常态。     

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应用型发展问题与对策———基于“十二五”168所新建本科高校合格评估数据的分析

我国新建本科高校数量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半壁江山,其转型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十二五”期间168所新建本科高校参加了合格评估,合格评估明确提出新建本科高校“地方性、应用型”办学道路。要深入推动新建本科高校应用型发展,重中之重是教师队伍,出发点在于学校人才培养要体现职业适切性,落脚点在于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要凸显应用型特征。     

我国省际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职发展现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由5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根据该指数对我国大陆31个省份2014年的中职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省域之间在中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态势;省域之间在中职经费供给上呈现“中部塌陷”的困局,中央财政应适度向中部倾斜;中职基本办学条件整体羸弱,且省域之间差距较大,中西部省份亟待实现“底线达标”;中职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职发展规模密切影响中职发展水平,但对各省的作用方式不一;要促进省域中职均衡发展,需要在精准认识的基础上精准治理。     

处境不利儿童教育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及本土策略———基于美国、印度两国教育政策的分析

处境不利儿童教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话题,也是我国未来较长时间里需要解决的重要政策议题。处境不利儿童教育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科尔曼、胡森、帕森斯及罗尔斯等学者的教育公平理论。美国和印度在处境不利儿童教育补偿政策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从政策取向、政策形成、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政策成效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借鉴国际经验,目前我国处境不利儿童教育补偿政策尤其要注重营造政策环境、改善政策设计、加强评估考核等方面的工作。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论中国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的分类分权改革———以 1977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依据

中国1977年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先短暂推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以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的体制,接着进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或“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改革与调整,后推行“以县为主”、“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这些改革特别是1985年到2000年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留下的教训比较深刻。根据其中的经验教训和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中国未来还需要按照以下思路来进行基础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辩证地认识改革及相关问题;遵循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改革;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管理环节;适度分权,将该下放的责权下放给相关的管理主体：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全县教育的责和权;给学校较大的管理权力特别是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     

我国大学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改革探索———基于德国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经验的探索

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当前我国大学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由于利益诱导与价值偏离致使人才培养目标失效、场域缺位与实践脱节导致应用技能教学失真、政策瓶颈与法规缺失造成人才培养制度失范。借鉴德国“人尽其才”目标引导的人才培养动力机制、“工学结合”教学导向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依法执教”制度规范的人才培养保障机制,我国可从育人与用人深度相遇的价值规范中为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定向”、从理论与实践融通交互的教学规划中为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定形”、从政策与法律共同匡正的制度规约中为卓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定式”。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历程与学科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教学论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得以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乏力,目前呈现出低位平稳发展的态势。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研究者们,围绕教学论的发展历程、教学论的学科建设、教学论的基本理论、教学论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这四大主题,进行了以思辨研究为主的探讨,为建构本土化教学论作出了贡献。但教学论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大家”合作与跨学科合作研究缺乏;研究方法单一;教学论的基本问题模糊;学科体系本土建构路径不明等。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继续加强基本、核心问题研究,构建教学论学科体系;第二,关注实践主体,以问题为导向,促进教学论实践品性的实现;第三,批判继承本土文化,建构本土化教学论;第四,加强对大数据时代教学论新特征的研究,促进教学论跨学科、融合式发展。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     

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心理学方法论思考

网络大数据已被成功应用于探索情绪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诸多心理学研究议题。与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例的现代研究方法,和以问卷法、行为实验法为例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网络大数据分析在样本规模、数据客观性、时效性、生态学效度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具有浓厚学科交叉性质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和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前者擅长于微观分析层面,后者擅长于分析宏观层面,且都是心理学适应现代化技术变迁、把握时代机遇的两大重要突破口。未来研究者可采取方法互补,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相结合等策略,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的形成、衰落与复苏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在于其经历了形成、衰落,以新的姿态复苏的曲折历程。具体而言,美国的教师研究是起源于行动研究的一种“群体合作”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因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境,教师研究走向衰落。80年代开始,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大学教育研究者的支持以及民间教育力量的凸显共同促使美国教师研究运动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归教育舞台,自此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教师研究逐渐在美国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杜甫诗歌的大乘悲怀与家国观念

杜诗民胞物与、爱及天下的悲悯情怀,超越了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阐释范畴。杜诗中最具“诗史”风貌的纪事诗、纪行诗所展现的为民请命、热爱生灵的品格,以及一生执着的济世之心与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深契大乘佛教不住涅槃、关注人间、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主张。杜诗由是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与时政的狭隘,蕴藉着铺天盖地的气力,呈现出大慈悲、大关怀的气象,无愧“诗史”盛誉。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 “暴雨专案”始末探析

“暴雨专案”即“暴雨项目”,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特别针对单一文学体式武侠小说展开清查、厉禁的一次政策性行动,定案于1959年年底。1960年2月,台湾全省七个县市同步实施扫荡、清查工作。这是延续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所实施的“戒严法”“出版法”而来的一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附匪”“陷匪”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宣传、流播从而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思想,但剑锋所指,则系针对当时普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武侠小说,连带波及了当时香港的诸多作家。香港作家武侠小说之遭查禁,是对原已被封禁的大陆旧派武侠小说雪上加霜,等于完全斩断了台湾武侠小说与大陆血脉相连的脐带。厘清“暴雨专案”始末,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而言,无疑甚具观察、分析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