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研究

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是增进居民福祉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面板线性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存在挤入效应,且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为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向抑制作用。其次,社会保障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影响。最后,从非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二者对居民的增收效应也会有所提升。其政策涵义在于深化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制度改革,实行差异化公共财政调控政策,发挥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功能。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民生财政投入对中国贫困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

中国财政体制的民生式转型、亲贫式的经济增长政策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使得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但民生财政投入的增长与中国各省区的减贫效果并非呈同步变化,各地民生财政投入与其贫困程度之间在空间上并非均衡分布。为解释民生财政投入与中国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中国民生财政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各省区民生财政投入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均呈现收敛性特征,民生财政投入减贫效应明显,民生财政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从而解释了民生财政投入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工业智能化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效果与非线性特征。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果,即工业智能化不仅对本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工业智能化对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工业智能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基础教育投入不均会扩大城乡消费不平衡吗?——基于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教育投入与消费水平变动的研究尚无定论,尤其是缺乏从基础教育投入差异角度,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解释及讨论。基于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双重视角,利用门槛回归技术对我国省域城乡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基础教育投入差异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但这种影响具有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和空间异质门槛效应。进一步对非线性增长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表明:(1)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财富水平差距分别跨越一定门槛时,教育投入均衡化才会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2)在控制了收入差异的影响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表现为明显的U型;在控制了财富差异的影响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N型、N型、倒U型和线性的特征;(3)教育投入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最优区间,现阶段我国教育投入已处于最优区间内,但是这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下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层面、时间层面和地区层面分别考察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通过人力资本集聚、资源配置优化以及消费升级减缓了流入地贫困,劳动力流动通过收入转移和回流效应缓解了流出地贫困。从全国层面看,劳动力流动具有减贫效应;从地区层面看,中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从时间层面看,1995-2009年(第一阶段)和2010-2020年(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都发挥了减贫效应,且2010年以后的减贫效应更明显。本研究既为深入了解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决策依据。     

城市化、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城乡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以劳动密集度为切入点对城市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能有效带动西部地区呈现贫困减缓,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化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密集度体现减贫效应。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城市化模式更为有助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因此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要强调人的城市化以及本地要素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