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好太王碑看朱蒙建立高句丽国的年代

笔者以为根据好太王碑和《三国史记》等有关资料，把朱蒙建立高句丽国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１世纪后半期（公元前３７年），这一传统见解是比较稳妥的，理由如下：（１）好太王碑第１面有“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的记录，第３面有“东夫余旧是邹牟属民”的记...     

夫余和高句丽神话传说与族源考

夫余高句丽是殷商末期北上的殷人的一支,居住在夫余(附禺、鲋鱼)山北,因此称为北夫余或者北夫余高句丽。以禺为中心分为四方附禺,北附禺信奉的神祇为禺强,神形和黄帝相似,因此高句丽认为自己出自传说中的黄帝。周穆王北征,对附禺采取怀柔亲和政策,因此高句丽尊为始祖,邹牟王就是周穆王,也叫好大王。所以,从汉代到明代关于高句丽的神话传说始终都是黄帝子孙、出自殷商、成长在周这样的组合方式与表达路径。     

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

《好太王碑》有高句丽建国祖先邹牟王“黄龙负升天”的记述,作者从汉代黄龙现象的分析入手,结合史书对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记述,对其中“黄龙”之所指进行了探讨.认为“黄龙”很有可能是指代汉朝及其郡县地方势力,“黄龙负升天”是对邹牟王被王莽东域将严尤诱杀的另类表述.     

东夫余及其地望初探

据《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和《好太王碑文》等碑石资料,从北夫余分出的涉貊族之一支,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建立了东夫余国,于公元四一○年(广开土王十九年)被高句丽灭亡。这个在东北大地上出现的具有长达四、五百年历史的古国,由于文献资料的极端稀少和尚未发现考古资料,迄今为止史学界未能对它进行足够的探索和研究。解放前,某些研究东北古史的专家,在他们的著逑中虽曾论及东夫余,谈到它的地望,但未做过专     

高句丽神话解析

高句丽邹牟王的神话在我国北方流传久远,被史家整理记录,保留在历史文献中,也镌刻在好太王碑上。后来的文学作品《东明王篇》将这一神话发展成高句丽建国的史诗。神话中关于三女出行,邹牟剖卵降世,经历磨难,南逃渡水,建国等内容皆源于商周神话,属于中华神话的组成部分。     

靺鞨小考——以粟末靺鞨为中心

先秦古籍中所记肃慎人,即是满族最早先人,据《二十五史》列传中所记,汉、三国时期为挹娄,北朝时为勿吉,隋、唐朝时为靺鞨,辽、宋、元、明时为女真,随其更朝换代,其名称亦随之而异。 北魏孝文帝太和17年(公元493年),“夫余为勿吉所逐”,勿吉人推翻了夫余政权,一部分勿吉人亦南迁至松花江中游夫余故地。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18年)2月,夫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夫余降于高句而。据《魏书·勿吉传》,“其国无牛,有马车……”,勿吉至北魏始见,北魏以前大约臣属于夫余,故不见于史籍。     

关于四五世纪东亚东部“国家关系的结构分析”之再分析

近年间,日人学者古田武彦先生发表了题为《好太王碑的史料批判—请问共和国(北朝鲜)和中国学者》的论文。论文着重批判了把好太王碑文中出现的倭看成北九州地方海盗的观点,颇有启发。他还提出3-5世纪,在朝鲜半岛曾存在倭地的见解。对此,笔者已写出专论予以否定。古田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又进行了所谓“4-5世纪东亚东部国家关系的结构分析”,认为在以高句丽、百济、倭为一方,以新罗为另一方的国家间,在国格上存在着“格差”,前者与后者相比是当然的“上位”。这就是说,新罗和高句丽、百济相比要低一等。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此,拟分三个部分陈     

欧阳修金石学述略

金石学兴起于宋代,而创始人则为著名的学者欧阳修。自汉以来。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多载铭文;碑碣刻辞,出土尤众,以其有资于考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四库总目提要》说:“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缕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其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收集碑石拓本为书的是晋代将作大匠陈勰,辑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梁元帝《碑英》既不见于《隋志》,为时又较晚,金石文字之祖自然要数陈勰《杂碑》了。不过那时收集金石文字,大都只供文人学士们的玩赏,还很少研究的成果。直到宋代,欧阳修才开始集录大量金石铭刻为《集古录》一千卷,用以考订史籍的讹谬,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鸭绿江赋——以地分中外水碧山青为韵

夫鸭绿江者,古马訾水也。狂澜滚滚,回环千里而来;绿水滔滔,汇萃百川以至。其势直同天堑,为英雄战守之场;其气有若云屯,乃华夏分封之寄。外联八道,昔为旧属之邦;内括三边,实乃发祥之地。 注: 大江发源长白山,自二十八道沟起,至大东沟入海,东北西南,斜长一千数百里。 大江发源之初,其水甚小,愈南愈下,凡两岸群山细流,皆入是江,愈聚愈大,江面愈宽,并有福尔江、浑江附入,成天险云。 江南岸,朝鲜界。通国之地,分为八道,临江名咸镜北道。 南凤凰、东旺清、北咸远也。 观其两山夹峙,一水中分,江风浩荡,江霭(?)(?)。绿似鸭头,江上之碧波增色;红漆鹅掌,江干之白浪生纹。北近沸流,已渺秽王之迹;南迎水,尚萦箕子之坟。 注: ①江名鸭绿,其水清可鉴底,深绿一色。 ②高句丽碑“沸流谷”,即今之滴水砬子是也。在宽甸青山沟界,为北股河入潭江之口。其水悬流万丈,漱石激涧,声闻数里、其鸣如沸。 ③《通鉴御览》:今凤凰、宽甸一带,皆古秽地;史载王宝,曰秽王之印。 ④坝水,即高丽之大通江,在鸭江南,平壤北。 ⑤箕子墓,在平壤东。     

唐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研究

唐元和十五年,韩愈应岭南节度使孔戣之邀撰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述后者连续3年亲自祭祀南海神的事迹。考察该碑背景可知,孔戣亲祀南海神受到了支持中央统一削藩政策、报答宪宗知遇之恩并实现个人主张等多重原因影响;其邀请韩愈、陈谏分别参与撰文、书写,则源于与两人个性相投。但碑文所提"海事"一词的含义混杂,与今之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批评前任诸岭南节度使的相关字句亦不完全真实。     

武威公主再婚之历史真相

《北史》卷80《外戚·李惠传》载:“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长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之助,故宠遇差隆,诏(李)盖尚焉。盖妻与氏以是出。”《魏书》卷83《外戚·李惠传》所载内容与此完全相同,文字也相差无几。据此可知,武威公主似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之后不久因她“通密计”有功而将她改嫁李盖的。其实不然。     

元代回回乌马儿史事札记

乌马儿系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之孙,延安王纳速刺丁之子,高官显宦,但《元史》无传,仅在赛典赤传后附识“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是见其简陋之至。元人文集却有这方面的碑传资料。翁独健先生当年为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作《前言》时就曾指出：“《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对他的孙子乌马儿,只提了官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任士林《松乡先生文集》中的《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卷一）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卷二）,对乌马儿的事迹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可以补充《元史》的漏略”①。现《碑》与《记…     

论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创作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诗人。他的诗在当时以及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获得不少人的好评。苏东坡说他“瑰玮之文,妙绝当世”,罗大经、吴之振等称赞他的诗能“自成一家”,刘后村尊之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连道学家朱熹也说:“山谷诗忒(太)好了”,而田雯、王渔洋和方东树等更许以“凌跨百代”,“独步千古”,可以和杜甫相媲美。但也有些评论家如张戒、王若虚、胡应麟、钱谦益、王应奎等把他贬得很低,甚至斥之为邪门歪道。确实“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解放以后,虽曾有     

佑宁寺的王佛和五世王佛的《佑宁寺志》

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佑宁寺以代出名僧而驰名藏区。对这些名僧的研究是研究佑宁寺的重要内容,且有助于搞清我省宗教史的有关问题。国内对佑宁寺名僧的研究开始得较早,近年来又有文章陆续发表。但限于资料,仍有不少空白。特别,对于该寺五大昂之一的王昂涉及得更少。本文根据最近得到的五世王佛阿旺钦饶嘉措的《佑宁寺志》,结合原有的其他史料,对该寺王昂的王呼图克图系统作初步探讨,并对王佛的《佑宁寺志》内容作一扼要介绍。     

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

在古代中国,与政治上的需要相比较,普遍存在的留名后世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是对史学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推动力,这种心理需求自东汉起表现得日趋强烈。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立碑述德渐成风气,史传写作也日趋增多。三国时期,虽曹魏政权一度有过禁碑之令,但树碑镌铭之风没有丝毫减退。两晋十六国时期,“书名竹帛”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好名”心态仍然十分普遍。南北朝时期,留名后世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但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这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李元吉其人

李元吉是唐高祖第四子,史多载其生性狠戾,好田猎,生活奢侈,统军作战多致败绩,亦未参预太原起兵密谋。元吉后因与太子建成勾结陷害秦王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被秦王杀死,时年24岁,其五子亦坐诛,妃杨氏被籍没入宫。史书载事,历来兴者王侯败者贼。因为元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于是史书对之颇多贬语。纵观元吉在建唐初期的历史活动,则不难对其得出较公正的评价。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长子建成与四子元吉从河东赶来赴义。后李渊亲率建成与次子世民统军西攻长安,因三子玄霸早夭,于是以15岁的元吉为太原郡守,授15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等职以镇守太原。这时之太原,北有突厥和割据     

《韩非子》“廪食以数百人”解

“滥竽充数”为习用成语,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原文不长,撮钞如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 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土逃.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注:“以,与巳同。廪食以数百人,谓吹竽之人由官廪供食者已数百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称:“以,作及解。这句说,吹竽的人由官廪供食的已达数百人。”既每“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其所廪食之乐队“已(及)数百人”自不言而喻,何须特为说明?此种解释表     

漫说《红楼梦》写女儿之死

《红楼梦》写死,写得最好的是第七十七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写晴雯之死。雪芹写晴雯之死,大有深意。晴雯之死死于王夫人之手,理由是狐媚子,太妖调风流不可靠,怕把宝玉勾引坏了,故下决心趋逐之。王夫人撵睛雯,晴雯正在病中,叫人从炕上拖下来送走。晴雯四五日水米没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道:“只许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仍穿”。王夫人这个慈悲为怀之人,不过如此,一当触犯了她的根本利益,影响了她的宝贝儿子贾宝玉,她可置人死活于不顾。     

语林偶拾——中学文言文中的语言问题

于无字处读书多少年了,我还记得《论语·宪问》中说的一件事:“(或)问子西。(子)曰:“彼哉!彼哉!”[有人问孔子,子西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他呀!他呀”!]四个字的评论后面,还有许多无字的评论。孔子对子西无疑是印象不好的,可他只肯说“彼哉!彼哉!”说得含蓄而有份量,弦外之音,不绝于耳。如果说得太多、太露骨,那就不仅是孔子没有语言的艺术性而已。“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意不止,尤为极至。”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文字,中学文言文中也有。周敦颐《爱莲说》寓哲理于比喻。牡丹喻寓贵者,菊花喻隐士,莲花喻君子。作者对三者的褒贬,未置一词,而读者深知作者的喜恶。文章以“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煞尾,文已尽而意无穷,更加深化了主题思想,对世人熙熙攘攘、追名逐利,报以极大的蔑视和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