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建研究分析新路径——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介评

王明珂先生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是迄今为止他对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的唯一系统性专著.著作通过对学科反思重要性的揭示,以事实与现实、典范与边缘、人类社会基本面貌、记忆与社会、表相与本相、记忆与社会、文本与情境、文本结构以及文本表征分析策略等层面的讨论,提出了以边缘、移动和反思性等为手段的由社会表相透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方法.     

《边缘叙事——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

“边缘”与“中心”毫无疑问是《边缘叙事》一书中的关键词。正如作者郑茜在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时代，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不停地相遇，对话，进而构成某种相携而行的文化态势；然而另一方面，两者价值观的深屡抵牾，却在此一历史旅程中戏剧性地展开，映现出前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刻的价值冲突。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

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被支配到备受关注的认知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缘与核心之间的关系及其主体性研究历来广受青睐.在区域经济学与史学研究之中,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尽管是动态的,但总体上仍处于被支配地位；在人类学看来,边缘虽与中心相对而生,但其主体性却不容忽视.     

一个语言原乡者的艰难跋涉--从《血脉》看阿来小说中的族际边缘人

“原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本文通过对阿来小说《血脉》的文本细读,着重分析了作为失语者的爷爷重回母语的悲壮历程,同时分析了族际边缘人的精神原乡及由此形成的困惑、迷茫。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边缘、移动与反思

本文指出“边缘”是我们察觉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理解“边缘”奇特、陌生的现象后,我们才能将自己熟悉的现象视为“奇特”,而对它产生反思性了解.为了对社会本相有反思性理解,本文以移动凹凸镜为喻,介绍一种借着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以认识社会本相的研究方法.     

边缘: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关键词

“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边缘与他者并不冲突,从本质上讲,他者都是边缘的.边缘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将使中国人类学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田纳西·威廉斯的人文情怀--剖析《玻璃动物园》中的边缘人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以其极具诗性的戏剧语言和关注社会黑暗面儿闻名。在其笔下，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往往成为主角。在《玻璃动物园》中，威廉斯就向读者呈现了挣扎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在这一表象之下隐藏的是作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及深厚的人文情怀。     

从“干瘪的文本”到“丰满的现实”——评J.E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

原始礼仪往往饱含着初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宇宙观,然而经过时间的规训,其间原本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会逐渐失落,只剩下干瘪的文本或扁平化的仪式,使后来者感到索然无味甚或不可理解。哈里森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一书中所做的工作,成功地从干瘪的文本入手,将遥远的现实重新变得血肉丰满,为当下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做出了极好的示范。     

从“干瘪的文本”到“丰满的现实”——评J.E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

原始礼仪往往饱含着初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宇宙观,然而经过时间的规训,其间原本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会逐渐失落,只剩下干瘪的文本或扁平化的仪式,使后来者感到索然无味甚或不可理解。哈里森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一书中所做的工作,成功地从干瘪的文本入手,将遥远的现实重新变得血肉丰满,为当下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做出了极好的示范。     

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重访云南三村及中缅边境地区——瑞士卢塞恩大学人类学教授尤瑞格·赫尔宾(Jürg Helbling)专访

2012年1月,笔者就云南三村及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心-边缘＂关系、民族政策、农业现代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采访了瑞士卢塞恩大学（University of Lucerne）的人类学教授尤瑞格·赫尔宾（Jürg Helbling）教授。尤瑞格认为：费孝通先生关于云南三村的研究和理论仍然非常适合当前此地区关于中心与边缘问题的研究;此外,李伯重、黄宗智、李中清、王丰等学者的作品也很有启发;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在昆明和玉溪与在中缅边境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时,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大,而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似乎胜过了＂中心-边缘＂问题的重要性;在佤族地区,一方面政府尊重佤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佤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前景堪忧。     

边缘权力:村镇民间社团的人类学考察——以湘西古村古镇调研为中心

在湘西村镇调研之际,民间社团成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重要对象,这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社团是地方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民间社团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渊源于相应的历史或社会情境。相对于国家核心权力而言,民间社团处于边缘,但在组织民俗活动、调解地方纠纷、保护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核心权力缺席的情况下,边缘权力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同时,民间社团所拥有的边缘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去弊,进行合理的引导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论历辈班禅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

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之一,不仅在格鲁派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建树,而且从清代起就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文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历辈班禅传承至今,始终秉承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顾全大局、倾心内向,努力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在梳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典范和历辈班禅世系的基础上,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西藏稳定、维护中央权威、促进藏传佛教发展四个方面,回顾并列举了历辈班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与优良传统,认为继续学习、传承和弘扬历辈班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在当代对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真实”与“建构”的二元对立——论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断裂与合作

本文借助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三个案例,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还原到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讨论。文章指出,在规范文本乃至法律运作的现实过程中,由于知识系统、价值观念及具体程序性等差异,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之间的断裂和冲突现实存在;但同时,在纠纷解决活动中,当事人,第三方“德古”甚至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在内,都并非囿于二元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体现出多元化的规范或权威之间相互利用、配合和弥补的趋势。我们需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二元分离加以反思,而超越“二元”模式的真正契机往往不是从立法领域,而是从司法及法律实践领域开始的。     

走出边缘困境:从成达师范透视民国时期回族精英的文化心态

成达师范致力于改良教育,培养经汉两通之才,来引导回族民间树立国家认同,增进回汉团结,提高回民文化,激发回族重教爱国的精神,摆脱边缘心态。这对于引导回族既保持伊斯兰文化身份,又能融入大传统社会,具有思想启蒙作用,改变了回族长期以来甘为边缘的消极心态,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