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五通"——心通、情通、语通、文通、政通。民心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本,感物入心、及物归心、物感物觉是民心相通的根据。情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各民族情感交融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心相通离不开语言互通,少数民族在学好自己母语的同时,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做到"两全其美",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的地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来自"满天星斗"的文明源流,辨析和研究这种包容、交融、互联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处理好民族事务,解决好民族问题,政治道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是关键,新中国创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确保"政通族和"的重中之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保障。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和”与“合”：论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看,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既有边界,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联系的重要概念。两者在概念、价值理念上有所差异。同时,两者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民族团结的“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形成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高级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高一级的团结层次,对民族团结有着更大的制约性和更强的影响力。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与“合”相统一,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一种深化,从而在民族政策上的一种反映。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要以“合”为引领,坚持一体的主线和方向;要以“和”为基础,在实现民族团结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国开始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概念。围绕这一概念,中国的仁人志士、社会各界进行了种族、五族共和、汉族中心、宗族等民族主义的论说,都在试图阐释中华民族的内涵。但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为中华民族赋予了科学、准确的内涵,实践了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回族“五个认同”的考察

"五个认同"内涵丰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在自身发展渐变中形成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回回"到"回族"的嬗变,不仅体现回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揭示了中国"家底"中少数民族("多元")不断凝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的规律。"五个认同"的内涵表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使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争论各方的知识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史语所以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延安学派在此问题上所各自秉持的知识立场与逻辑,由此可识别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走过的思想轨迹及其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通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的调查

族际通婚态度不仅影响实际的通婚行为,而且能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族际通婚在推动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族际通婚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族际通婚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整体上持积极态度,对子女和亲属的通婚态度相比自身更为积极。此外,个体和家庭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态度显著相关,其中家庭民族构成的影响较大,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和共同生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族际通婚态度。通过族际接触和文化交流、教育宣传活动和改善社会经济可以促进族群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从国际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进行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揭露了民族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民族学界需要关注的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工作成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学说、中国民族工作同苏联民族工作和越南民族工作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全民族共同体的必然性、更好地认识中国民族工作和中华民族的特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与定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认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担当的大局大势,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优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立标,以“两个共同”筑梦,以“三个离不开”聚力,以“四个自信”强基,以“五个认同”凝心,形成常态长效的发展定势。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从政策设计、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实践举措。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安全共同体;重点帮助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共同体;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同体。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增强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民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向度与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本质是价值观教育,核心是建立以认同为内核的共同体理念。民族高校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要政治高地、文化场域和心理空间,依循思想激发—情感培育—价值凝聚的逻辑进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原则,强化思想导向功能;构建以“家”为核心的育人场域,深化情感归属功能;推进灌输式与启发式相融通的育人模式,固化价值共识功能,最终实现育人导向、育人场域、育人模式的有机整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教学改革探索

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教育成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因此,从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到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等都要围绕一条红线进行。而且,课程教学还必须主动融入学校的大思政格局,精心打造第二课堂,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形成实现课程目标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