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及其启示

对比中国（1961-2010年）和日本（1946-2010年）的历年出生人数发现,中日都交替地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且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均呈现极为相似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轨迹。当中日1961-1990和1946-1978年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在20年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两个国家1981-2010和1966-1998年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同样的轨迹特点,并且两者的第二个峰值均小于第一个峰值。依据中国和日本过去所经历的人口世代以及对未来人口世代演进的推算,反演过去并推测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中国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期是婴儿低谷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以及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生育率保持低水平等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关系,有助于研判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并基于人口世代因素针对性地制定预防2015年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人口红利消失等等问题的政策。     

本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

自1986年起,我国妇女每年大约生育2300万个孩子,若以现行生育政策衡量,其中计划外出生900万左右,接近当年出生人数的40％。现以1987年为例,如果能将900万计划外生育减半,那么出生人数可望下降到1900万以下。这样,出生率不超过19‰,自然增长率不会超过13‰。每年约900万计划生育的分布是:县和镇90％以上,大、中城市不足10％。若以生育类型划分,大约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早婚早育,即我国法定婚龄前的妇女生育。这     

双卡风波对台湾金融业的冲击和影响

一、双卡风波重创台湾金融秩序 自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各发卡金融机构为赚取高额利润，曾经使出奇招，想尽办法，诱人办卡，声称“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以2％的低还款率即还200元就能透支1万元引君入“卡”，使得台湾2300万人在2005年就持有信用卡及现金卡4555万张，平均每人负债60万元新台币。双卡的循环利息高达20％，每年利息及手续费收入高达1500亿元新台币，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数据及有关数据,对我国不同人口变量、社会经济以及民族特征妇女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做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有随母亲年龄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一孩率的上升、生育年龄的变动和“开放女儿户”并不是使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妇女申报的出生婴儿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的现象在城乡和不同民族中普遍存在,从而使得根据妇女报告的分孩次、生育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民族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偏高。加上统计的女婴漏报的影响,二者可以解释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科技人员以及镇妇女申报的相对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则表明,选择性生育已成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不可忽视的第二位因素。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与偏好男性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选择性申报和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性生育有关。而目前我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至今仍保持正常,表明了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城市化水平对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重大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特征与态势

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以来,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表现出失衡的地域和人群范围逐步扩大;乡村高于城镇;随孩次递增而上升等显著特点.”六普”数据更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出生性别比的新特征和新态势: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有所减缓;镇的出生性别比开始高于乡村;一孩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出生性别比偏高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这说明,我国出生性别比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包头市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研究

1949年到2009年期间,包头市出生人数经历了出生人数增长阶段、出生人数持续阶段、出生人数减少阶段和出生人数回落回升阶段;出生率经历了第一高峰阶段、第一低谷阶段、第二高峰阶段、第二低谷阶段和第三高峰阶段;死亡人数经历了死亡人数增长阶段、死亡人数减少阶段、死亡人数持平阶段、死亡人数抬升阶段和死亡人数回落回升阶段;死亡率经历了下降阶段、徘徊阶段和起伏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确定为传统型阶段→过渡类型阶段→现代型阶段;60多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梳理,为包头市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解决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问题启示。     

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要有新的思路

已有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各项举措收效不大, 原因在于没有针对导致出生比升高的直接原因的有效施政。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直接主要原因, 在于农村分性别的生育政策, 特别是普遍推行的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规定。要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 必须取消分性别的生育政策规定, 主要是农村生男即止和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 农村和城市逐步有计划地实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风险预期与中国农村生育控制的对策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1988年上半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对陕西农村1000名已婚育龄妇女和150户进行了生育经济史调查,借以研究社会经济变化与生育需求之间的关系。在调查中,询问不同年代出生婴儿的父母:当这个婴儿出生时,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将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及其在不同年代所占的比例如表一所示: 表一:孩子的预期收益结构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贵州省婴儿出生按月份分布分析

本文根据贵州省计生委1988年7月组织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获得的1944——1988年长达44年间贵州省出生婴儿按月份分布的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婴儿按月份分布的规律,对于进一步做好婴儿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很有裨益的。 根据《贵州省生育节育抽样调查（2.74‰）机器汇总数据汇编》有关数据计算列下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困境、本质与提升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强国、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动态坐标,结合实证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生育成本高、生育工作难平衡、生育新规吸引力弱等现实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的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对人的本质、生育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富目标的高质量生育追求,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主体性实践,是生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主义对生育本质的阐释为认识当前我国生育课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理论和现实迫切要求从优化生育政策体系、提供女性生育支持、完善子女养护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方面着力,激发民众生育意愿,实现生育合理赓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人才资源。     

2000年将出现生育高峰

如今,憋着劲生个世纪婴儿的年轻夫妇真不少。 据报载,世界卫生组织曾宣布,2000年1月1日0时0分出生的婴儿,将被命名为“世纪婴儿”。作为世纪婴儿,可享受一系列“世纪级”的优惠。按孕期推算,“世纪婴儿”应该在1999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受孕。 北京一妇儿保健中心从事优生研究的专家渠川琰教授并不赞成“赶日子”的做法。渠教授认为,“世纪婴儿”这个提法只是纪念意义,而与优生无关。生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理论思考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理论思考杜守东有关调查资料表明，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妇女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却出现了引人瞩目的上升趋势。这一趋势若持续下去，必然引起青壮年性别比的失调，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致影响到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社...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男孩偏好、B超的普及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造成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对策.鉴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各政府部门必须携起手来,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对滥用B超等技术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要严厉打击,以期使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     

论18、19世纪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主张与活动

美国对台湾的早期认识始于１７８４年，一个在台湾东部探险的匈牙利人带给了美国有关台湾岛的讯息。此后，美国大量出版了介绍台湾的书刊，宣传夺取台湾对美国的巨大利益及其侵略的合法性。适应这一需要，美国商人开始到台湾从事非法贸易，美国也开始了对台湾的资源勘探和军事与物产的调查工作，为侵略台湾作准备。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有三个美国人提出了侵略台湾的主张和政策，这就是佩里的台湾太平洋基地论，哈里斯的购买台湾论和帕克的最后手段说。这些主张成为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国对台湾的日益垂涎，美国开始武装侵犯台湾，一手挑起了侵台的“罗佛号”事件，失败后，美国改变策略，支持日本割取了台湾，企图从中渔利。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绝不亚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构成的威胁。因此,在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目标的同时,政府需要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上下更大的功夫。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十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门预测,由于“十五”期间,第三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资源呈持续上升趋势。2001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男16—60岁,女16—55岁)为78497万人,到2…     

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婴儿出生性别比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持续失衡 ,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伦理、政策等方面的原因 ,性别比失衡必然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因此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 ,综合治理。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台湾选前态势分析——国民党

一、马“特别费”一审宣判无罪。但二审、三审定谳仍存变数 纠缠半年之久的马英九“特别费”官司，终于在8月14日一审宣判无罪。 纯就法律观察，这个宣判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台湾“特别费”属通案性的制度缺失，数十年来已形成惯例，若判马犯贪污罪，不仅太牵强，而且卸任与现任的正副主管官员，有近万人处于与马“同罪”状况，特别是民进党不少高官都被告发在案，若只判马有罪而轻纵绿营官员，等于宣布台湾司法公正性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