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风采各寓情——从文学审美的不同层次比较《远村》与《天狗》

当前,我们的文学研究正在出现新的转机,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给人以主体性地位。”文学的系统论告诉我们,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涉及到“作者——作品——读者”。从这个整体意义上说,“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包含了三个内容:创造主体的人——作家;文学作品中主体的人——作品中的人物;接受主体的人——读者。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中应该对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以最大的关注。     

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发现:艺术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为具有“物因素”的具体作品,但艺术在根本上并不是“物品”.文章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化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的存在;文学作品不是由作家独主创作完成的,而是在文学活动中,经过文学创作者、文学传播者和文学接受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它经过了文学手稿、文学文本和文本图景等三个基本阶段.     

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兴起以来,至今 已有近２０年的历史。本文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主要依据,具体考察了这一学科从 “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确立,从初始的作家 作品研究到各种题材／体裁的多向拓展,从传统、单调的研究方法到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的不 断更新的历史发展过程。     

后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学中文学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变革

在“世界、传媒、作者、读者、文本”新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基础上,考察了“作者、读者、作品、世界”等传统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传媒的影响下所相应地发生的重大变革。首先,主体性的消失导致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被根本性颠覆。其次,从作品到文本再到超文本意味着去中心化。最后,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学不仅仅可以再现世界,还可以携手数字化信息媒介去创造世界。     

西方作家论源流概要

通过对作家与世界、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的考察,以及对各种作家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和流变轨迹的追溯,可以将西方作家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作家中心地位的确立、作家边缘角色的位移和作家被消解的踪迹。西方作家论的发展贯穿着作家由文学世界的中心到边缘以至消解的主题。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从接受的视角看“形象大于思想”

“形象大于思想”是一种规律性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理论探索的重要课题。过去,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都是着眼于从作者到作品的单向流程,而没有为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对作品信息的反馈作用留下席位,更绝少有人明确地把读者的阅读实践活动同作家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思考。本文就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古老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中形象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意义超越或违背了作家的创作意向,具有着作家     

论厄普代克的悲剧和他的文学层次——以“兔子四部曲”为例

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悲剧作品占主流地位,这源于《旧约》和古希腊的艺术传统。“厄普代克的悲剧”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厄普代克秉承了这一西方悲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在“兔子四部曲”中就表现了长达四十年的美国式的悲剧生活。二是指他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他违背了部分传统而在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的性描写。这样,他的文学地位就被降低了一些,从而成为他自己的悲剧。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作家的地位高低主要是由其作品的悲剧性描写及其道德层次的高低而确定的。     

建构民族的“超现实”艺术世界——二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命运

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中,我经历了一番“认同危机”后,终于顿悟到:建构民族的“超现实”的艺术世界,是迈向21世纪文学的必由之路。 1 新文学史表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在努力介绍引进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曾热切地向西方求助“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可是,所产生的作品,却与欧洲“现代主义”前卫人士激进的潮流不同,虽然中国作家意欲和西方潮流并驾齐驱,但他们的作品所印证的,仍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缩影。诚然,不同文化在任何状况下接触,都可能发生“自然时差”的现象。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它暗示了意义深远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文化在不同阶段中呈现的“现代风”所具的多义性。众所周知,在19世纪西方文明的舞     

非洲文学国族想象的话语困境与批评重构

长期以来,相比于处于主流与中心位置的西方文学,非洲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处于边缘的位置,其边缘身份源自西方他者的操控及非洲文学主体性的迷失,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现代非洲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非洲作家在自塑非洲形象时,一直试图将民族国家文化的本土化嵌入现代性的结构中,以获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域;从他塑到自塑,体现出非洲文学超越西方话语制导的理论自觉。在廓清非洲文学“殖民内置”与“自我东方主义”的基础上,非洲文学批评应植入“对位批评”的话语形态,为重构非洲文学现代传统及自主批评体系夯实基础。     

颠覆的世界 自强的勇士——《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

华裔美国作家玛克辛·洪·金斯敦的作品《女勇士》被认为是华裔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作者颠覆菲勒斯中心秩序,唤起女性的"主体"意识,表现自强的女性主义观点显而易见.笔者采用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寻求女性主体;寻求女性话语权,女性主义的写作手法--缝制百衲被在作品中的成功运用.     

“母系”家族奥秘及其女性命运浮沉——张翎小说《雁过藻溪》的文学关键词解析

加拿大华文女作家张翎,是海外华语文坛上一位并非职业写手的"业余作者",近年来相继出版了《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以及反映19世纪以来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华工血泪史的《金山》等小说,频频斩获各种文学奖项。本文选取其中篇小说《雁过藻溪》,运用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张翎笔下的"藻溪"故事、人物原型及其叙事意蕴与文化隐喻等,作了较为深入而细致的诠释与解读。     

“精约”是应用文写作的重要特色——浅谈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用写作的启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不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写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刘勰主张，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都要以“精约”为特色。为此，刘勰从美学、语言学运用以及“情”与“辞”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应用文的“精约”特色作了深入阐述。这些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应用写作的重要特色。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对策写作论”是《文心雕龙.议对》篇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刘勰对于“对策”写作的形象性描述,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了《文心雕龙》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个美学要求,既阐明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明了“对策”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根本区别,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当今的申论写作仍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阳湖文派”成员之宗亲与师友交游考论

"阳湖文派"是清代重要的古文与骈文创作流派,其成员间有着丰富复杂的宗亲与师友关系,并且基于上述关系的文化学术交游,乃是"阳湖文派"之所以能够成派的重要基础。这一点颇具地域文化特色,清代其他文学流派多不具备。     

管窥刘勰论"形"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的"形",虽然其基本意义与"形式"这一词是不相同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对于"形式"的理解。本文从刘勰对"形"涵义的理解出发,探讨刘勰由此形成的"形式美"观念。     

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

用现代观点诠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不同意认为《物色》篇位置排列“有误”的观点,认为目前的《物色》篇的位置暗含了社会与自然并列的思想。《物色》篇提出的“阴阳惨舒”说揭示了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和“物我交感”,也说明了自然景物是文学本原之一。本文认为“阴阳惨舒”说、“联类不穷”说和“情往似赠”说等三说,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绿色”文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