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到共相——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论札记

布莱希特与卢卡奇之间曾有过一场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世纪之争。布氏认为,表现主义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作为艺术手段更无可非议;现实主义是对时代特征、社会本质的认识,强调“整体的真实”。卢氏则认为,表现主义是形式主义,是应当否定的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是指“真实地表现现实”,强调艺术作品要真实地体现现实的主要特征,19世纪现实主义是典范。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两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评创造社研究的浪漫主义体系

人们常认为创造社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社团,本文试图对这种“定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固然,创造社文学与浪漫主义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用浪漫主义美学方法研究创造社文学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此暴露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抛开“主义”式的思维方法,努力从创造社文学最为突出的情绪表现方面研究它自身,将会有效地克服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研究难以避免的空泛性和牵强性。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约50年间,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经历着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理论观念的更新与文献积累的深厚,是促使中国文学研究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的根本保证。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批评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对“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公平。其分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深层生态主义主张超越生态学作为科学这一事实达到“自我意识”和“地球智慧”深层次境界;文化生态主义认为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必定会反映在语言与文学领域;印第安族裔生态文学的关注焦点从社会关系转移到了自然关系。生态文学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生态批评是人类为其所生存世界斗争的一种方式。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试析D·H·劳伦斯的作品与表现主义的关系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最独特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多才多艺;性格复杂,著述丰硕,颇具魅力。有人曾将其作品与印象派联系,也有人将其与野兽派、立体主义和未来派相提并论。可是很少有人将其作品与表现主义相比较。这当然有其原因:劳伦斯在其作品中从未提及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任何代表人物或代表作,显然劳伦斯对表现主义的始末不甚了解。事实也正如布里翁·米切尔所指出的那样:“表现主义对英国戏剧、散文及小说的影响几乎等于零,表现主义在文学中甚至还未获得英国评论家的承认,更谈不上让英国小说家去仿效了……英国评论家于1924年前后开始讨论表现主义,而这时表现主义在德国已日渐消逝,因此可以推断表现主义对英国作家影响甚微”。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