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编修之西夏史籍述要

清代学者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西夏史籍,洪亮吉的《西夏国志》、王昙的《西夏书》、秦恩复的《西夏书》、陈崑的《西夏事略》等原书均已不传,徐松的《西夏地理考》据称国外有传本,沈垚的文章收入其《落帆楼文集》中,周春的《西夏书》有残本传世。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张澍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西夏艺文志》、无名氏编纂的《西夏志略》等书均完整传世。这些西夏史籍的问世和流传,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内容,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从西夏语看中古浊音送气与否

大凡两种民族语言之间可以用文字系统地通过对音体现其语音关系，至少说明这两种民族语言的音系以及语音构成极其相似，西夏语和汉语的情形正是如此。《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编的一部夏汉袖珍双解词典。与现代中国人编的《英汉词典》或美国人编的《汉英词典》所不同的是，《掌中珠》既便利于西夏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便利于汉人学习西夏语。可见《掌中珠》的作者在编排体例上还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它的每条词语均由四行字组成：第一行汉字为第二行西夏字的注音，第四行西县率为第三行汉字的注音，，第二行西夏字和第三行汉字则互为夏汉字…     

《宋史》西夏纪事辨误

本文辨误《宋史》西夏纪事十八条,计纪事舛误七条,纪年舛误四条,地名舛误两条,笔法疏略五条。西夏是中世纪后期在我国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党项人的封建王朝,它曾先后与北宋、辽和南宋、金鼎立,从公元一○三八年建国起,迄公元一二二七年为元蒙所灭止,立国长达一百八十九年。西夏历史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史料率略,学术界对西夏史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因此本文的辨误,虽系读史札记,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我把它整理出来,实欲以期引玉,推进对西夏史的研究及其史料整理。其中错误难免,祈请方家指正。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综述

关于《世说新语》的文体，古今学者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总体看来大致有五种观点：一，认为是小说;二，认为是史书；三，认为是史料；四，认为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五，认为介于文、史之间。     

新出土徐浚墓志考述

论证了《徐浚墓志》四个方面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录了徐氏家族的情况,可以订补史籍记载的阙漏; 二, 记载了开元、天宝期间吴越地区的文人群体活动情况,文学史料价值很高;三, 本志由著名书家徐王 寿所书, 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价值;四, 记载了徐浚明经及第与调选情况,具有一定的科举史料价值。     

廪君巴迁徙走向考

廪君巴迁徙走向考田敏直接记载廪君巴迁徙走向的古代史料惟“楚子灭巴，巴子五人流入黔中”一条，这一记载首见于唐梁载言所著之《十道志》，因《十道志》一书早佚，此载今只散见于一些史籍所引，主要有二：《太平御览》卷１７１引之曰：“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     

《张骞出关志》研究二题

《张骞出关志》是西汉武帝时代继张骞之后,汉遣派使臣出使西域的闻见录。现存酒杯藤、轩渠国、三童国三则佚文,这三则佚文貌似荒诞不经,然其暗含史实与史籍相符。轩渠国在今喀布尔河、恒河流域及印度河上游地区,三童国在今恒河、印度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印度半岛。三童国是雅利安民族,信奉婆罗门教。《张骞出关志》为专载西域的第一部汉文史籍,亦是研究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关系的重要史料。     

宋朝汉文西夏史籍及其著者考述

宋、元、明、清四朝公私目录及宋人传记资料中述及了一些宋人著汉文西夏史籍 ,其中刘温润著《西夏须知》对西夏国情分条记事 ;《羌尔雅》是刘温润依汉语字书《尔雅》体例编写的一部西夏语字书 ;孙巽著《夏国枢要》重点介绍西夏王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对后世学者编写西夏专史影响很大 ;单行传世的《西夏事略》是一部删削之伪作 ,属好事者节录王称《东都事略》卷 12 7《西夏传》部分 ,另外 ,王称之名被四库馆臣臆改为“王 ,应加以辨明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汉语大字典》简帛例证释读之误及相关问题

《汉语大字典》是当今规模最大的高水平字典,具有广泛的影响。出土简帛文献是任何大型语文辞书编纂都应充分利用的材料。经全面统计,《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的全部简帛例证共432条,通过逐一查核,发现有162条例证存在释读问题,占简帛例证总条目的37.5%。这些释读错误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例证文字隶定误,计141条;二是例证文字释义误,计4条;三是例证文字断句误,计10条;四是例证文字脱文误,计9条。除此以外,还存在其他相关问题,一是第二版不但未对第一版简帛例证的释读错误予以改正,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释读错误;二是其《主要引用书目表》未能正确反映所引简帛文献的情况;三是对简帛文献的利用很不够。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我国古籍之最

△我国第一部学术记传体史书是明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我国第一部关于舆地制图之法专著史籍是晋裴秀的《禹贡地域》。△我国第一部采用章节形式写出的通史书籍是清夏曾佑的《中国通史》,也是章节体史书最早者。△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述文化史方面的     

高岱《鸿猷录》考析

高岱的《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初探

<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记载较为系统与丰富,包括总体和局部两种情况;二是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如诏令奏议、礼论等;三是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有时间误、人名误、职官误、地点误等;四是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     

读《宋西事案》质疑

李范文同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在《宁夏大学学报》去年第二期上,以“《宋西事案》——国内罕见的一部西夏史书”(以下简称《李文》)为题,介绍新近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的明代木刻本《宋西事案》,他认为这部书“是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叙述的,文笔简精,纪事准确”。从《李文》摘录该书的一段文字看来,我是同意这样的评价,尤其是现存的西夏史书屈指可数的情况下,能重新发现这样一部长达五万多字的西夏史,自然是十分珍贵的。     

编者后记

本专辑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共编发了四组长短文:第一组为讨论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体系和史料研究方法的论述文。第二组为对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史籍和史料专集的评介文。第三组为我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中关于史料介绍类和史料研究类几本子书的序言文。第四组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几个具体史事和某些史料书刊的考辩与简介文。 我室在征稿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作者张注洪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     

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     

成吉思汗五伐西夏考

成吉思汗的对外用兵,首当其冲是西夏。其对西夏用兵,它的起因—过程—最后征服,史籍记载甚少,且多有牴牾之处。在所见的古籍中,最早记载这一战事的,当推公元1240年在蒙古草原撰写出来的《元朝秘史》(也称《蒙古秘史》下文简称《秘史》),其次是波斯史家拉施特在14世纪初完成的《史集》,再次是公元1344年完成的《金史》,1345年完成的《宋史》以及虽没有成书年代但可推断是元朝初期成书的《皇元圣武亲征录》(下文简称《亲征录》),最后是公元1369年成书的《元史》。 在研究以上史籍中,有关成吉思汗征灭西夏的五次用兵,以《亲征录》及《史集》所记最有价值。本文在讨论成吉思汗伐西夏始末时,所引用史料将以《亲征录》和《史集》为底本,参对《元史》及《秘史》,而以《金史》、《宋史》互校,旁参吴天墀《西夏史稿》,     

陈庆年史学志业述略

清末民初知名学者陈庆年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学界目前鲜有论及。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史目的论方面,陈庆年强调以史经世之思想并撰写相关著述;其次,为更好地学习历史,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史书编纂方面,陈庆年恪守“要略”原则并付诸实践,先后改编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史书;再次,陈庆年认为,只有爱乡才能爱国,因此他校刻了大量乡邦文献并撰写了部分乡哲年谱和传记,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村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