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公共行政实践智慧:谋求主体、情境与规范交互建构的新探索

公共行政实践中的治理行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非常规的情境行动,这就需要一种更加强调灵活和迅速的行动思维与方式,而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则不失为一种与实践主体之行动者角色及其情境行动相契合的行动理念与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智慧具有双重构成要件,即对善—德行的追求和灵活聪明的智识,前者为灵魂保证,后者则为操作层面的方法性保障。公共行政实践智慧不能被简化为一套精确和普适的科学体系、理性模式或技术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识别和践行特定的"善"的实践能力。这是一个充满主体道德考量、意义阐释和反思批判的过程,而实践主体的想象力、推理与理解能力则是其内核精髓。开启公共行政实践智慧,旨在为相关主体营造一种理解公共行政实践的全新思想与观念体系,而并非致力于提出一套具有预测和控制功能的管理模式。     

戈夫曼与情境社会学：一种研究取向的阐释性论证

欧文·戈夫曼的社会学将情境视为互动秩序的基本运作单元,情境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事实,它本身构成分析的对象。情境具有外在性与强制性,共享的情境定义维持着现实的一致性,同时它亦是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框架分析阐明了行动者对日常经验的理解是如何被结构化的,调音和编造表明现实亦是正在进行中的主体间建构。关于戈夫曼的情境观通常存在两种阐释：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前者认为戈夫曼持情境决定论的立场,情境是宏观的、非构成性的;后者认为情境是微观的、生成性的。事实上,戈夫曼并非情境主义者,情境中的个体通过互动生成权宜性的规范和意义阐释,意义和秩序源自促成性约定的承诺或运作共识;同时,经验、认知以及与身份相应的行为模式亦受情境外因素影响。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公共行政学的变迁与行政法的演进——兼论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

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紧密关联.公共行政学从诞生之日起,在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迁双重影响下,历经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公共行政学影响下的行政法学也自主地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并先后构建管制型、回应型、参与型以及整合型的行政法律秩序.     

重新认识公共行政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面对的基本场域是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行政世界。公共行政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应该被视为一种"人为现象",而且还应该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开发和再利用。公共行政世界的复杂性主要表征为公共行政实践中大量的非线性逻辑、自组织和不断涌现现象等,具体存在于诸种主客观要素的互动、互嵌、博弈与冲突等交互作用之中。认识和把握公共行政世界中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根源和基本生成逻辑,对于进一步理清公共行政实践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与冲突,以及探寻更加适宜和有效的公共行政实践行动理念与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

作为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充分融合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张,提出了公共行政的七大理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体 .矗现了现代公共行政所强调的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从效用到民主:转型中的行政责任

效用和民主的张力与调试贯穿于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持续争论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行政问责制。本文研究了公共行政思想史中行政责任的不同面向以及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趋势。研究发现,行政问责既需要来自政府内部的规范控制也需要行政外部民众的监督,并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行政机关对上级政府和人民负不同类型的责任,行政责任正在从对上级政府负责转变到对人民负责,从强调效用最大化的职业责任朝着强调响应民众要求的政治责任的方向转变。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实现,而不是试图控制或驾驭社会,最终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当前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以民众路线为指引,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施政理念,建立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进而在一切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中,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是"公共能量束"而非"公共能量场"在解决着我国"焦点事件"——《后现代公共行政》评述兼议我国"拐点行政"走向

话语理论代表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话语理论中,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对近年来我国18起典型"焦点事件"进行定类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自由、社群与协商共识——探究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

形成于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内在缺陷在不同思想基础上被加以改进公共选择理论以自由投票为基点主张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社群主义以社群本位、公益优先为基点主张公共价值的复兴与重建;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在协商共识基础上实现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其中,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前两者的“扬弃”,它阐释了权利和共识结合、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良性互动的机理,奠定了公共管理中大范围社会合作的理论基础。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专业规范、治理情境与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的形成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被希冀在治理场域中充分发挥专业效能,然而,在专业规范的要求下却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反常现象。现有的许多讨论忽略了来自西方情境下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及其张力机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对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的考察发现,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理论在实践中沦为书写工具,以及理论的碎片化组合运用,构成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图景。深入地看,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现象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之间的张力形塑而成,二者冲突下形成的形式自证、实践先行与专业妥协是导致理论悬浮的内在机理。增强社会工作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促进基于我国本土实践情境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性行动。     

构建开放性的政府服务过程:一个理论考察

传统政府服务过程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这种封闭性的政府服务过程具有垄断性、单向性、内部性等特征,对公共行政的效率性和民主性两大目标的达成造成了障碍.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和超越,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从系统论和生态观的角度出发,对政府服务过程的各个环节做出了修正和改进,为构建开放性的政府服务过程提供了思路.然而,不论是管理路径,还是政治路径,都遭遇了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为了构建更为开放性的政府服务过程,必须在运用理性逻辑以获得资源有效利用的同时,充分尊重系统运行的自然规律,实现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论西方公共行政德性正义

西方德性正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义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德性,是公共行政人员最主要的美德。西方"道德代理人"理论指行为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一项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他们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     

从单一走向多元中的公共行政学批判性研究方法

批判性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通过批评的自我反思过程推动变革,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人类行动所需要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从而实现自我解放。批判性研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知识并不虚伪地承诺"价值中立",而是主旨鲜明、态度坚决地致力于人类的自我解放。本文认为运用批判性研究方法进行公共行政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行政,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地位。     

循例而鉴：突发事件危机沟通中的“镜鉴效应”

危机沟通是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有研究多从“信息输出端”分析沟通过程,对“信息接收端”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民众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分析,是完整理解危机沟通特别是认知偏差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引入“结构-过程”分析范式,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突发事件的危机沟通中存在典型的“镜鉴效应”,民众因循往例开展事件比较,建构个体认知并进行情绪表达。在既往事件“固化效应、标杆效应和首因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会形成对当下事件的“从严责任判定、从重情境界定、从速处置预期”。“镜鉴效应”的产生是政民互动的焦点偏移、网民情感的固化认知、社会情境的传播放大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政府要提升自身公信力和回应性,有效回应民众的差异化诉求,实现基于不同危机场景的“适应性治理”。     

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

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