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伦理——性政治与性政治——伦理——中西方女性历史生存的文化学分析

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历史生存状态相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西方氏族制度由人身关系转为地域关系,亦即由自然关系转为社会关系,西方女性的他者身份即起于地域性对于人身性,亦即地缘性对于血缘性的政治取代;而在中国,地缘取代血缘的政治变革并未发生,奠基在血缘基础上的伦理规范成为女性的生存规定。因此,与西方女性由政治而伦理的第二性宿命之路不同,中国古代女性的他者生存则履践一条由伦理到政治的历史之路。这也形成了中国女性生存的独特之处,“孝”是这独特之处的重要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现象成因探究

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绵延近两千年之久的历史进程,几乎一直笼罩在大一统专制王权统治的阴霾之下,徘徊在各式各样的王朝更迭、治乱循环之间,有学者将这种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奇特现象称为“超稳定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以及政治结构之所以具备一种超强的稳定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中国所处的独特的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是这种超稳定性形成的客观条件;基于血缘宗法制度而形成的“家国同构”体制是其主要支柱;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其经济基础;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基于宗法关系之上的伦理道德精神,是为传统社会超稳定性思想文化方面的保障。     

地土之象:"天人合一"的本体图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新探

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 ,由于“天人合一”概念 ,使其对古代文化的诠释生出了许多的轻率与迷茫。笔者试图从中国远古文化产生的原始意象入手 ,重新清理中国文化的本体图景 :中国文化的原生意象是“地土之象”。在这一本体图景指涉下 ,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地土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大地精神”。而“天人合一”观念是后世宗法观念向王权专制思想演化过程中对“地土之象”本体图景的一种虚拟、比附、幻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精神构架中 ,“地土之象”是其本体图景 ,“天人理想”是其表现形态 ,“血缘亲情”是使二者相互通达的内在纽带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常是指由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形态。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建构

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是通过维新的方式,对氏族组织进行改造,血缘宗法的原理与精神直接作为国家政治的原理与精神,将家、族的内在机制结构化、制度化为国家机制,从而形成父权、族权、政权的三权合一、三位一体以及家国同质、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之范式,巩固了西周的统治,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背景理解: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展开(上)

本论文旨在对“道德与思想之意图”提出一背景理解，并且以“血缘性的纵贯轴”做为核心而展开其诠释。首先，笔者经由日常语言及生活世界总的理解，而点出“血缘性”、“道德性”、“土根性”三者关联成一不可分的整体，而此正可豁显其为“血缘性纵贯轴”的结构，此正是“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生长土壤。其次，笔者再点出中国传统政治、宗教与理性的特点是“礼之象征”、“气的感通”与“连续型的理性”，此与西方之重“权力之支配”、“言说的论定”与“断裂型的理性”形成强烈对比。凡此种种，都是“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重要背景，做这样的豁显，将有助于此问题之厘清。再者，笔者经由“君”、“父”、“圣”的分析，点出中国文化传统中“血缘性的纵贯轴”含有一奇特而诡谲的“道的错置”（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Ｔａｏ）之现象，而此与“道德与思想之意图”有密切的关联。最后，笔者以为依循“契约性的社会连结”而构造成的社会，以及依循“委托性的政治连结”而构成的政治，将可以破解传统血缘性纵贯轴下之“道的错置”以及连带而有的“道德与思想之意图”，使得政治与社会之道有一个新的发展可能     

论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基础

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建立是以各自需要、互为利用为前提,同时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法兰克教会的封建化以及私有教会制的产生为这一联盟打下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大封建主阶级要以封建王权取代氏族血缘王权的政治需要是其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与法兰克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拜占廷皇权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的威胁,需要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从而建立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孔子的“孝道”与构建和谐家庭

孔子的“孝道”,不仅是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父母与子女血缘关系的反映。这种基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道,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针对现代社会“亲情”失落的弊端,通过对“孝”的现代诠释,注入时代精神,是可以为构建和谐家庭服务的。     

乡村情缘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效应

乡村情缘是融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儒家文化为一体的一种民族精神 ,它在长期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社会互动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精神 ,虽经历史的沧桑 ,至今仍对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笔者试图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行动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情缘对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效应问题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浅埋偏压、软弱围岩双线客运专线隧道施工综合技术研究

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诸如＂人治＂、＂宗法制＂等封建残余思想,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在教育系统也严重影响到领导干部的党性党风。试图从＂人治＂、＂宗法制＂角度探索导致某些领导干部党性党风问题的深层思想根源。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专制性、依附性、宗法性和人治性的特征。由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的影响是正价值和负价值的辩证统一。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儒家伦理与中国文化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是在“轴心期”华夏民族道德理性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先秦儒家吸取了西周家族宗法制的一些观念,将孝亲敬长的自然情感加以理性化,将源于自然情感的“亲亲尊尊”引向政治治理的轨道,从而将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奠定在血缘亲情上,同时也使社会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家长制特色。通过对早期儒家伦理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     

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建构

事情的发展总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宗周的礼乐制度亦不例外，所以“制礼作乐”绝非一蹴而就，亦非一人之功，当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上溯文王下至成康，其间周公所发挥的作用最具代表性。周人损益“殷礼”的最大“创造”在于：发展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完善的宗法制度，并将宗法与分封相结合，又援“德”入“礼”，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设置在了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却又洋溢着和谐的秩序。这个礼乐制度的框架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乐教、诗乐、乐舞、用乐、乐悬“五乐”制度；铜器、玉器、服冕、车马、旗帜等礼器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