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的《撰征赋》

<正> 一、《撰征赋》的历史背景《宋书·谢灵运传》云:“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而《宋书·武帝纪》载:“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这是418年(义熙十四年)3月16日,故本赋当作于此年或其后。但灵运何时出发却是问题。赋序说:“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而杨勇在《谢灵运年谱》中指出:“仲冬疑为仲秋之误。”理由是灵运与族兄谢瞻都曾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二人诗中皆明指时序为秋。灵运既在秋季已抵彭城赋诗,则仲冬应作仲秋。杨教授识见精审,言之成理,然此事仍有可疑处。灵运赋中自云:“阙敬恭于桑梓,谢履长于庭阶。冒沈云之晻蔼,迎素雪之纷霏,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     

“狂人”谢灵运与庄子的“价值转换”

“元嘉之雄”①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蔚然成一祖,……,虽李、杜甚重之,称为‘谢公’。”②评谢者历代多有,其中清代东方树可算得上是对灵运深有会心之人。他说:“看来康乐全得力于一部《庄子》。其于此书,用功甚深,兼熟郭注。古人有一部得力书,一生用之不穷,尺捶也。”③东方树在这里将谢灵运所受影响全部归之于《庄子》,未免有失偏颇,但综观灵运一生,他主要受到庄子的影响,却是事实。这不仅表现在灵运的思想主要     

谢灵运诗歌艺术初探

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一个重要开创者。对于他的诗歌,前人有不少评述。钟嵘说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胡应麟说,“康乐清而丽”(《诗薮》外编卷四)。钟惺也说:“灵运以丽情密藻,发胸中奇秀,有骨,有韵,有色,有香。”(《古诗归》卷十一)这些评述都谈到了谢灵运诗歌的新和丽的特色。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吴功正在六朝时代，元嘉诗坛的双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至于陶（渊明）谢并称，乃是后代之论。钟嵘《诗品》说：＂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仅是一二把手的差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说：＂爱逮宋氏，颜谢腾声。＂又说：＂灵运之兴会标举...     

再论《哀江南赋》的作年

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学者们莫衷一是。笔者通过释证＂《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以及＂天道周星＂等赋文,补证此赋作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12月,系庾信晚年作品,这对进一步认识庾信晚年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     

“执金吾”与“中尉”沿革考

《大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条云:“《汉书·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执政,复为中尉。晋、宋、齐、梁、陈并不置……”。《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执金吾卫”条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执金吾”条云:“魏建国,置中尉,黄初元年,改执金吾。”     

《南史》考疑(一)

《卷一·宋本纪上》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 ,宋公玺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18页 )按 :“湛” ,即袁湛 ,其奉晋命授刘裕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事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 16)十二月。今考之本书《袁湛传》云 :“义熙十二年 ,为尚书右仆射。武帝北伐 ,湛兼太尉 ,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 ,帝冲让。”本书《范泰传》云 :“后加散骑常侍 ,为尚书 ,兼司空 ,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 ,随军到洛阳。”皆记袁湛至洛阳授刘裕宋公玺绂等事时所任乃尚书右仆射 ,与此作“尚书左仆射”者异。又考…     

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迁都洛阳.对这次著名的迁都之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迁都洛阳是导致拓跋鲜卑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七月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历6帝7世凡97年;而迁都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宗族他人了,正如《魏书》所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     

谢灵运和谢朓山水诗内容与形式比较研究

谢灵运和谢胱文学成就都在山水诗上,但是成就各不相同.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描写山水老林;而谢胱则主要描写都邑宫殿或寻常庭园.谢灵运采用先景物描写结尾阐发玄理;而谢胱则达到了情景交融.谢灵运山水诗有“贵巧似”的特征;而谢胱的山水诗却流畅而无挂碍.     

谢氏山水诗的流畅婉细——“三谢”中的过渡诗人谢惠连

文学史上有“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月兆。谢惠连是谢灵运与谢月兆之间的过渡。他的创作,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模式,又开启了谢月兆山水诗中情与景相融相契的创作倾向。由此,谢惠连成为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重要人物。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谢灵运山水诗的般若理趣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抒写性灵的诗歌主张、诗中表现的"出水芙蓉"一般自然清新的审美情趣、虚实结合的写作风格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把般若观照与山水审美活动相结合,是他取得这些成就的一个关键原因。     

谢灵运山水诗"玄言尾巴"之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人评及谢灵运山水诗往往以其"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为憾,似已成为公论。本文旨在挖掘谢灵运山水诗之丰富情感内涵的基础上,在与同时期文坛山水诗创作的比照中,论证谢灵运山水诗之玄理与山水之景在诗人生命情感的统摄中交融统一,而非牵强累赘之物。     

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陶谢并称的历史嬗变看其文学地位的消长——以东晋至南宋为例

陶、谢以开放式结构参与到后代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与特定世态与心态的文人展开对话与交流。但东晋至南宋,由于时代价值取向的不同和接受者品位素养的高下,陶、谢的文学地位互有消长,陶诗由隐晦而日渐显扬,谢诗则从备受赞誉而遭损毁。陶、谢在各历史时期褒贬毁誉的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影响下接受者期待视野的递嬗。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谶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