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加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加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颇具阶段性。1926年前商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广东,随着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颁布,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始由广东一隅逐渐随着北伐进程推向全国。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长江流域,兴起了大革命史上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宁汉合流,商民运动渐趋衰亡。探讨商民运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了解军政到训政过渡期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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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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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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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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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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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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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