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上表现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与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 ,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上 ,而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 ,从多样性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来看 ,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当代中国将生成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性质辨－－兼论西方法治理念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启迪

"以古知今,洋为中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仍然普遍存在于现代法治进程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中国法律文化的性质,并与西方法律文化作以比较研究,追寻并汲取古人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从而为中国21世纪的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法治精神的最有力行动。理性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法制文化是树立法治信仰的重要环节。优秀的传统法治因素是树立现代法治信仰的根基，而落后的法治观念则会阻碍法治信仰的形成。因此，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法治因素、加强传统法治思想的现代转型、处理好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法治思想与借鉴国外先进法治体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等，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法治信仰的形成。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

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是在社会整体转型的基础上展开的。而现代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简单的法律移植、制度建构或者对传统秩序资源的过多企望,都难以带来期望的现代法治秩序。事实表明,对转型期的法治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培育和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只有培育和建构法治的精神根基、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法治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真正的法治秩序才会到来。     

法治的文化诠释

“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论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城市法治文化是相对于城市人治文化而言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实践的累积和全体市民法律信仰水平的体现。把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是城市法治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城市在城市法治文化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刍议法治文化之养成

与人治文化相对立,法治文化是指以法治为根本内核与追求目标的文化形态及其类型,是法治的"精神构成"或"精神属性"。在中西法治文化源流的比较意义上,传统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终极关怀情结匮缺以及权力崇拜意识等历史因素,阻滞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养成。同时,法治文化养成的现实因素体现在法治的利益性问题以及法治社会诸要素的关系问题等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紧密结合不断回答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来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立场和现实立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成分;必须充分借鉴西方法治经验。     

法治是如何形成的--神学与法律关系新探

本文试图在考察西方历史上神学对法学影响的基础上,指出研究西方社会法治形成的深层次神学渊源的意义在于启示我们在推进法治的时候,不能仅仅注重研究制度,更要注重研究其制度生成的文化底蕴,从而使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时注意结合本民族已有的文化传统,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法律文化现代化途径略论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 ,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 ,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 ,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营造市民社会 ;公平立法 ,严格守法 ,公正司法 ,树立法律信仰 ;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法治研究范式的深层文化分析

法治研究范式在中国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透过法治改革者们的学术争鸣的喧嚣,反观西方的法治发展,我们看到的是,缺乏法治历史传统的中国无法在标榜西方法治命题之后立即形成丰富的法治实践,曾经有过的渴望和希望都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即无法西方化带给我们失望乃至绝望,"脱亚入欧"在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法治的形成原本就是一个文化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变迁,关注中国现实比空谈西方法治更有价值.     

法律文化的观念之维及其中西方差异除魅

立基于观念之维的法律文化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理解法律文化的中西之分野、古今之脉络,进而致力于建设一种沿承自身传统同时指向现代法治目标的法律文化.因研究方法的宏大叙事,时空选择的非对应性,学界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结论多有瑕疵.中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以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为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法治休戚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所构成的法律文化保障法治得以实现,同时也只有法治才是引领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实践方案.     

论德治-法治文化中国化

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是对法治的限制,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德治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法德并举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社会宪法目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