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陪都历史资源——在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应用

一、什么是抗战陪都历史资源?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决定移驻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市《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政整会与华北危机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为应对华北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办理华北对日外交。政整会先后参与或主持处理的对日交涉有中日停战及善后谈判,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同时在战区的重建、内政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一定工作。政整会是国民政府为求得对日局部妥协的产物,也随着这一作用的消失而撤消。     

1939-1949年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述论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防止了黄金的流失.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抛售黄金与黄金储蓄并用以稳定币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战争.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政策虽未能遏止通胀,但并不是全无效果.而自1947年2月17日至1948年8月19日改革币制为止,所谓收购黄金不过一纸空文.自1948年11月22日起至新中国成立前,黄金出售政策同样以失败告终.所以,国民政府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而在于其错误的政治决策.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     

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

1947年6月9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单方面宣布开放对日私人贸易.这一加速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国民政府和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利益的事件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在各界激烈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却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开放中日间的私人贸易.     

陪都书法论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发展至全面,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运用全力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时势危及着南京政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因果探析

东方明珠——香港“在我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十九世纪中后期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今根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公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沧桑变化的香港这段耻辱的历史终将在1997年6月30日划上句号而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本着“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这一宗旨,本文欲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前因后果试作一简析,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国民政府时期,迫于中国人民反英斗争,英国政府曾于1927年交回汉、浔租界地,1929年交回镇江租界地,1930年交回厦门和威海卫租界地,可是惟独不肯放弃香港这块王冠殖民地。为此,就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间发生正面交锋,国民政府当局屡向英方交涉要求收归,但未遂愿。至抗战爆发后,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此要求更为迫切且态度益趋强硬。这是为什么呢?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改革

从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的10年,特别是在1928—1935年这8年里,国民政府在进行大量的军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对当时的经济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本文拟对此作些研究,不当之处,万祈学者指正.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间小考

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成立的时间问题,在边区政府形成的历史文件中有两处不同的记述或说法:一处是,1938年11月边区政府在其发布的关于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参议会的通电和训令中说到:1937年9月20日正式改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为国民政府领导下之边区政府。”①另一处是,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7年“9月6日正式更名改制,归国民政府领导,成为它的一个织成部分。”②正是由于此,长期以来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从清水江文书看抗战时期土地买契税

契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透过清水江文书,可以看到抗战前五年天柱等县级政府实际征收的土地买契税率高于国民政府规定,后三年地方政府执行国民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契税率这一实态。县级政府的契税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事业。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国民政府秘密组织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述评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 ,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 ,并于 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国民政府秘密组织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是一次正义、成功的对敌工作 ,也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本文根据对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等资料的研究 ,不仅仅是将一个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 ,还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无耻谎言的有力驳斥 :中国政府及人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强烈反对和抗议源自于日军暴行发生之时 ,这就是历史的事实真相     

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①。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中,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孙中山直至临终之时也没有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为之进行了艰苦的谋划与组建工作,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