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走向

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引进了实验、测量和统计等方法，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口号，并且呈现出走向实验、走向融合、走向多元化和走向现代化的趋势。     

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先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8-1949）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该所集中了大批专家学者,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国内的教育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先驱,该所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广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代表了近代广东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时期高质量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特征及趋势——基于“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实证研究

以“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出的344项获奖成果和获奖者近五年的3155篇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Citespace分析和内容分析，探索“十三五”时期高质量教育科研进展。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高质量教育科研回应“时代需求”热点、注重“增量提质”标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协同创新”团队、研究领域“差别明显”、出版来源“高度集中”、研究单位“高校为主”、研究区域“差异较大”。为促进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立足问题导向、创新研究方法、服务实践需求。     

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做强

近1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现在进入了大提高阶段。大提高就是要提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我们要用“强”字凝聚我国高等教育的各方力量，加快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必须重视与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育科学研究质量，把教育科学研究做强。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教育科学研究缺乏土壤。其他学科相比，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开拓者——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7-1949)探析

1927年筹办并于次年正式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是近代广东乃至全国首创的一所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它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对教育科学之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工作;其产出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代表了近代广东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它培养的多届研究生,为广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荟萃──《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序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奠基人，是这个学科的学术泰斗。早在1957年，潘懋元教授就已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对象的年龄层次、专业教育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等，均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差异，撰文倡议建立“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并组织他所在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室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但因1958年教育大革命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一再遭到摧残和挫折，这种创议未能得到应有重视。1978年，潘懋元教授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对高校人文教育的再思考

科学和人文的研究对象不同,科学研究“物性”,人文则研究“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功用也不同,科学相当于一个“为学”的过程,人文则是一个“为道”的过程,因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二者不可偏废。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将会导致大学培养出了“才”却丢失了“人”。为此,应积极营造和谐的人文教育氛围;运用人文特有的方法———反思和直观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认识,并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从而不断完善高校的人文教育。     

1961年临澧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探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共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时期,一场夹杂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这场盛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六十年代中期（1963年—1965年）,六十年代初（1961年）研究却很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文主要以档案资料为依据,以湖南临澧县为案例探讨六十年代初期（1961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状况给以读者对于一个特殊时期有更好的了解,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更好的认识和借鉴。     

坚持服务人才培养 突出教师教育特色 做好立项课题研究 迎接教育发展挑战——关于我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想法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研究作为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关于我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四点想法：明确科学研究在我们学校的地位，坚持科研为培养人才服务；明确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和特色，突出学前一小学教师教育的研究；明确我们学校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以科研引领教学和教学改革，以质量求生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大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加快学科带头人培养，通过科学研究培养我们学校自己的“大师”。     

学诗词 帮写作

近年来．全国各地许多中小学校在全国中语会、中央教科所等领导机构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下，掀起了课题研究，其中“导读导写研究与实验”推广得较为普遍。贵州省沿河县民族寄宿制中学通过层层申报，2006年被全国中语会顺利批复为“导读导写研究与实验”基地。该校的子课题为“古诗词导读研究与实验”，因为课题研究的认真开展，在全校掀起了学古诗词的热潮，大大推动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高等农业教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总结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的成绩: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高等农业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取得了一大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地位不断提升,学科建设实现零的突破;开辟各种学术园地,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高等教育研究部门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参谋部和智囊团。提出了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机构发展不均衡,职能分化明显;人员结构亟待优化,研究成果功利性较强;高等教育研究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与交流。提出了21世纪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发展对策,稳定研究机构,加强制度建设;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研究水平,重视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试论邓小平教育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清晰地阐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理论基础的整个脉络,特别是从战略高度抓紧发展教育事业的论述,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是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任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的必不可少的保证条件。邓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一、邓小平教育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重提我国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最初时期,邓小平同…     

新中国70年农村教师政策的演变与审思——基于1949-2019年农村教师政策文本的分析

发展农村教育，教师是关键，政策是保障。农村教师政策对于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十七年”间政治牵引下低水平向前发展的农村教师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具有显著“阶级斗争”色彩的农村教师政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系统、全面的农村教师政策。70年里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整体上经历了“大规模扩张”“数量稳定”“专业合格”“高素质发展”的变化，政策内容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感日益突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分析其演变逻辑，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制定农村教师政策，推动农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保护伦理

"研究伦理"是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则."研究对象"的保护是一切研究都必须关注的"初始化"问题.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更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文章梳理了国际社会重视和关注"研究对象"保护的伦理的发展线索;分析了当代教育科学研究转向更加关注人自身及其微观教育关系研究的背景下,重视"研究对象"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在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研究对象保护伦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提出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保护的伦理原则和准则,并提出我国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学校等组织,应该尽快成立类似国际社会的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组织机构,负责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设计审查的建议.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乡教育行政——以湖北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裁局改科”和恢复教育局的曲折历程，区乡教育行政组织继续建立并不断刷新，县乡基层教育行政体系逐渐完善。以湖北省为例，可知其演变历程及结构。     

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探讨

教育研究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科学研究。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取决于其运用的研究方法。教育研究方法论吸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的研究方法之长，有很强的科学性，并且十分符合解决教育问题的需要     

教育是一门科学吗?——美国教育学的早期探索

从19世纪后期美国教育学科初建之始，“教育是一门科学吗?”的追问就如影随形。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半个世纪的时段内，这样的争议经历了四个阶段。师范时代对“教育科学”的可能性饱含热望，但“热情多于理智”;初入大学，教育科学在教育学教授努力论证的同时，遭遇着大学其他学术领域的普遍质疑，以及面临着来自观念、地域、性别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在大学站稳脚跟后，争议的高潮来自教育研究者内部的争锋，历经多样化的“科学”探索和竞争；20年代后，随着美国大学中的教育专业学院的普遍建立，适应教育市场的实证量化研究成为教育科学的显性表征。这是美国的哲学传统、时代潮流、文化价值和知识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没有永远的“完胜者”,关于教育学科学性的质疑和争论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其实未见消停。这是教育研究及教育知识的特性使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继续走向成熟的必然。     

数学教学新模式的尝试

2006年10月，笔者受湖北省教研室、教育学会之邀，在湖北省2006年初中数学“解读新教材，用好新教材”研讨班上做了一节题为《直线、射线、线段》的研讨课。得到了与会教师和人教社专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这节课是对《数学课程标准》倡导的“问题情境——建立模型——释意、拓展——实践与应用”教学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华中师范大学基地平台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组建,是国内从事教育信息化技术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专门研发机构,于2004年经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