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经费来源

经费筹集是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重要环节.抗战前期该项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库拨款和地方筹资.各征工县(市)所得到的用于支付征用民工经费的国库拨款往往入不敷出,因而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筹措资金.地方筹资方式主要有挪垫、借款、摊派款粮、征收代工(役)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经济的负担.     

抗战时期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经费

抗战时期,经费是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重要环节,其主要来源和开支渠道是国库拨款和地方筹集.地方筹集主要有挪垫、借款、摊派款粮、征收代工(役)金.征工县(市)所得到的用于支付征用民工经费的国库拨款往往入不敷出而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筹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经济的困窘.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财政状况分析——以西南地区典型乡镇为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层的乡级财政还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各地乡级财政存在不少问题：收支不平衡、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比例过大、任意摊派,从而影响了乡级政权工作的开展。其中的经验教训对目前的乡村政权建设以及财政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启示。     

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途径述论

两宋时期,受财政中央化的影响,地方财政持续紧张,由官方提供的有限经费难以维持地方建设之需,于是就形成了由政府调拨、民众捐献、官员私捐及官民共筹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费筹集途径。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逐渐减少,广大民众及士大夫的个人捐助成为水利、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途径有效地填补了官方资金的不足,在短期内保证了建设资金的充盈,但这也反映出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的非制度化。无论是民众助建还是官员私捐,都掺杂着很多人为因素,建设工程因人而兴、以人而废的情况很普遍。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方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民间势力介入和把持地方事务造成了可乘之机。     

晚清政府在新疆治理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由于晚清政府在新疆治理措施的日趋腐败,出现经费紧缺、民众起义、沙俄入侵等情形,使新疆自清朝统一之后出现的六、七十年的稳定局面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使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面临严峻的挑战。后虽经爱国官兵的努力平复新疆,但原先治理新疆的军府制度难以为继,进而调整为与内地治理方式一致的行省制度,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重庆高校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困境及对策

高校是统筹城乡发展中重要的推动力.在分析重庆市高校的分布和产学研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高校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出现人才供需矛盾、产学研研究经费、知识产权和推广上存在困难,提出调整高校专业设置、设立产学研基金、完善产学研研究体制机制等对策.     

政治信任视角下的中国信访制度

政治信任由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两部分构成。政治认同与政府信任相互影响,民众在政治认同中确立了对政权运作合法性的认识,进而产生以信任政府为表现的政治信任;同样,当政府行为中出现民众不信任现象时,民众会将这种政治不信任延伸至对政治的不认同。体现在我国信访制度实践中,就是信访既受民众偏好,又暗含危机与困惑。解决之道,还是改变民众在纠纷的裁决中对信访机构的过分偏好,稳定民众对于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建国初冬学教育探析

建国初,落后的民众文化素质急需提高,但经费的拮据、教育条件的短缺使冬学教育成为民众教育的首选。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建国后的冬学教育一度繁荣,为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和巩固人民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与冬学自身的缺陷,冬学教育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摊派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的法律对策

所谓“摊派”是指国家机关或其它具有一定权力的部门对其所属或所管理的单位或个人凭借权力所进行的法律外强制索取财物的行为,是滥用权力的一种表现。“摊派”既不同于国家税收,又不同于社会募捐。纳税是由国家法定的企业和个人向社会应尽的义务,募捐是由国家机关或者社会团体按一定的审批程序向社会募集并由捐资者自愿出资的一种社会互助行为。而摊派则不同,它的特点有四:一是非法性。何任“摊派”都     

汉画“嫦娥奔月”蕴涵的文化心理

在汉代墓葬的画像中,多次出现"嫦娥奔月"图像,这虽为神话叙事瞬间的一个画面,却是汉代民众心理意识的反映,蕴涵着汉代民众对生命局限的反抗、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延续生命和期盼繁衍生息、多子多福的文化心理。     

社区志愿者：敢问路在何方

社区志愿者本来是一支“源于民众、服务民众、自愿参加、志在奉献”的社区队伍,它在社区建设中的磁场效应日益凸显,是现代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但随着志愿者活动的不断深入,活动缺乏必要的经费来源、社区成员参与面仍比较狭窄等问题,日益严重地阻碍了志愿者队伍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中农业科技推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西部农业开发中农业科技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重科研、轻推广的传统观念严重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 ;农民吸纳新科技的能力低 ;推广、科研、教育割裂现象明显 ,研究和应用推广脱节 ;农业科技推广力量弱、人员素质差、经费投资力度小。当前西部农业开发科技推广的思路是 :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 ;加强农业推广的宏观管理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强化农业科技培训工作 ,提高农民科技意识 ;发挥农科教优势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推广队伍 ;鼓励发展形式多样化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模式 ,促进科教推广相结合     

伪证与16、17世纪英国民众的法律观念

在16、17世纪的英国,证人是民众参与法律事务的重要途径。但在参与作证的过程中,时有伪证出现,特别是在一些谋杀或者巫术案件中。一方面,伪证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并非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而是根据个人是非观念和传统道德标准行事,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司法鉴定制度的逐渐科学化和政府立法对伪证的严格禁止,英国近代的法律审判体系趋向理性,伪证逐渐减少,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增强,为近代英国法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战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腐败问题探析——以江苏省溧水县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性的基层政权腐败把国民政府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对江苏省溧水县的考察,发现其腐败成因主要有:中央政府因内战而向各县摊派巨大的战时任务,强化了县级政权的权力;权力监督组织的系统性瘫痪,加剧了县政寡头化倾向,使得贪污腐败也具有了行政系统性;权力膨胀滥用无度,依靠暴力压制民众舆论和媒体的曝光。这种以县长为首的系统性贪腐加剧了国民政府整个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推广部门对技术推广绩效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以食用菌产业技术为例

以食用菌产业技术推广部门为研究对象,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述了食用菌主产区技术推广部门的推广绩效,在此基础上构造出技术推广部门对推广绩效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技术部门推广绩效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显示,有无营业性收入与单位推广经费是否充足是影响技术部门推广绩效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因素,有营业性收入的推广部门其推广满意度评价较好,单位推广经费越充足,其推广绩效评价越好;农户有无技术培训对技术部门的推广绩效满意度评价有一定影响,开展技术培训的部门其推广绩效评价较满意;财政拨款型技术推广部门对推广事业运行效果较满意;推广人员所占比重与外单位有无合作对技术部门推广绩效的满意度评价不明朗,但揭示出推广人员短缺,员工素质不高、对外合作成果无法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等问题。最终,提出加大对技术推广部门的扶持、引导多方提供技术服务、提高推广员与农户素质、推广符合农民需求新技术的建议。     

天主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基于广西贺州、贵州凯里的调查

天主教在桂黔民族地区采用"本地化"的发展路线,多元化的传教方式,灵活的礼拜形式,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使天主教发展迅速.随着信徒数量激增、非科学思想的出现、特殊身份的信教徒存在、信徒的低龄化趋势、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等负面因素日增,为促进桂黔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要加强对天主教的引导和监管,有效发挥桂黔民族地区天主教教会组织的社会作用,科学引导桂黔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美国合作农业推广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实行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合作农业推广体制 ,其特点是 :推广的组织体系健全 ,联邦、州、县和自愿者在人员、项目活动中合作默契 ,推广的内容丰富、经费充足、人员精干。我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应借鉴美国的合作推广经验 ,加大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力度 ,力争使农业推广领域向综合性、全方位发展 ,同时加大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投入 ,精炼推广队伍 ,培训提高推广人员素质。     

参与、抵制与守护:底层民众的行动逻辑——来自赣西北A村林权纠纷的经验支持

本文通过对赣西北A村村民在林改过程中出现的林权纠纷的调查与分析,揭示了底层民众在利益表达过程中所隐藏的行动逻辑,即草根动员下的参与、非对抗性的抵制以及道义的守护,彰显出底层民众在宏观破治环境下的自觉适应与调整,以增加风险最小与利益稳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同时也蕴涵着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所涵括的政治学意义。     

平衡的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农村医疗力量的整合——以山西运城地区的防疫运动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状况,无论是医疗技术、医药资源还是专业技术人才方面都是相对落后的。然而在这种医疗条件之下,民众似乎并没有改善医疗状况的强烈诉求,恰恰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在防疫运动中试图为民众提供大规模医疗救助的时候,不论是医生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这与一般认知相左。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救治需求与社会的医疗供应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关系使社会医疗力量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防疫运动,在为医疗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的同时,也为政府医疗控制力下移提供了机会。在这一运动中,政府基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由分散的私医、巫医控制下的医疗供求的平衡关系,建立了民众与政府控制下的医疗力量的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