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皇权控制下的北宋院画——谈北宋“翰林图画院”绘画的创作特性

北宋“翰林图画院”是皇家御用画院,这种“御用”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绘画有着自身的创作特性,这在题材上,表现为“院画题材的确定性”和“合乎赵宋统治阶级政教需要的特性”。在画风上,则表现为“院画创作讲究对传统画风的继承和对画院本身所确立的‘体制’画风的师承”以及“院画的创作要合乎皇室宫廷的审美趣味”。上述创作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泯灭了院画家的创作个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尤其是在北宋徽宗朝,院画家“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就等于是在探索和完善着新的院画“体制”--“宣和体”画风。     

调整权力结构 制约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制约过程的博弈分析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或排列组合方式。其主要类型有：“强弱弱”权力结构、“强强弱”权力结构和“强强强”权力结构。在“强弱弱”权力结构中,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权的现象会非常严重,在“强强弱”权力结构中该现象会有所减缓,只有在“强强强”权力结构中,这种现象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因此改变权力结构,特别是提升市民社会在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比重,对于有效制约行政权至关重要。     

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具有审美性。它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通向美学之思。我们可以从“山下有火”、“文明以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推演出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理解,即美在文明;美在大化;美在忘象;美在境界等。     

历史记忆的影像表达——当代电影中“文革镜像”的编码机制研究

“文革”给“后文革”时期电影创作提供了很重要的母题。在不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种种话语叙述中,创作者们将自身对“文革”复杂性不同的理解,对历史客观性的深度介入和差异编码,导致“文革镜像”的差异表达。“文革镜像”的研究首先涉及历史叙事的角度问题,主要是历史是如何出现在影像中,承担何种功能。其次是如何编码与解码。而虚构的情境观影协议早已在电影与观众之间签订。历史的真实在“文革镜像”中已经是无可企及的幻梦。影像在历史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找到合适的表达平衡点,在意识形态神话和理性反思中找到合适的编码与解码方式。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法权会议期间美国的法界认知与对华外交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 司法调查。 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 _“ 主权完整_” 与维持 _“ 必要之恶_” 并行的特点。 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 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 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 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 法权会议开幕后, 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 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 在报告书起草阶段, 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 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 司注恩主导完成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最终维持 _“ 必要之恶_” 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 _“ 主权完整_” 的政策表达。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试论"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

在"宁波帮"历史演进过程中,"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如影随形;同时,宁波同乡会组织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历程中也有着特殊的作用。通过揭示宁波同乡会组织与"宁波帮"的这种特殊关系,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宁波帮"。     

面向问题综合创新——2013年度文艺学研究前沿问题论

 在文学研究中,文艺学向来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理论前沿;在所谓“后理论”时代,2013年度的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有效“介入”现实世界,以及学术创造或突破上取得了一定实绩,显示了我国文艺学研究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强劲态势。     

《尚书》《诗经》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

《尚书》中的美学,“休”是其核心语汇。《诗经》中的美学,在《颂》里,以“皇皇”为核心语汇;在《雅》里,以“威仪”为核心语汇;在《风》里,“美”才丰富地展现开来。美从《尚书》到《诗经》以及《诗经》里《颂》《雅》《风》的演进,呈出了中国上古美学的特色。     

好邻居

在罗斯克里克,即明尼苏达州的农业发达的莫尔县境内的一个村庄,五月的早晨,平静无风,天空少云。10点1刻,49岁的莱拉·贝尔·斯托伊克正在与她的一位70多岁的邻居维拉·奥尔森在电话中闲谈。莱拉自她的丈夫四年前辞世之后就一直在她的农庄住宅里单独生活。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